第149章 团宠（1/2）

一帮老先生凑在一起，能干什么？

当然是忆苦思甜了。

这一点，中日两国的老先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他们面对着晚辈的时候，这种倾诉欲与分享欲，就更加强烈了。

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三上次男、小林知生、赤堀英三、日比野丈夫、关野雄七人之中，江上波夫1930年到京城留学，只比已故的驹井和爱与水野清一晚一两年，因此，他跟前面这两位差不多，都有机会到北大旁听。

「我从东大毕业后能立即去北大留学，那是有东亚考古学会的资助。学会每年交替从东大和京大的年轻研究者中选拔一人赴中国留学。最初是从东大选拔了驹井君赴中国留学。之后是水野君，第三次就是我了。在我之后是田村君，接着还有三上君。再然后，就是小林君以及赤堀君，基本上都是一年一个人，相比较之下，关野君就比较晚！」

关野雄点了点头，「我1939年才到北大，比诸位前辈稍晚一些。」

几个老先生之中，他最为年轻，甚至还没有退休，还在东大教书，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作为东大接待负责人，负责接待学术代表团。

即是日本东洋考古学权威，又去过中国留学，还是东大的教授，由他来接待代表团众人最合适。

江上波夫说道，「我们这些留学生，当时都住在东城演乐胡同三十九号唐宅，并不局限于我们东洋史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有，只不过北洋政府倒台之后，迁都南京，唐宅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水野清一已经离世，因此回忆之中，江上波夫总是习惯性的提及对方。

比如他还说，「水野君是努力好学的人，还自学俄语。我与三上入驻之后，我们彼此之间，就经常因为学业的问题发生辩论，水野说：在某些时候文献不足为信，瞧，以这个为例子的话也很明显。，这个时候，我就反驳道：文献是记录事实的载体，即使有文献不足为信的情况，但文献那样写着就是事实，它是俨然存在的。」

听到这话，三上次男也笑起来了，「水野君与江上君之间的辩论更多，而且两位先生的争论，大部分都没有获得共识，但因为都是学考古的，因此双方都认为考古学研究的中心是发掘考古学，也就是说发掘地下的遗迹、文物才有雄辩的资本，通过发掘活动亲身接触当地的风土和文物，与当地的居民进行直接的交流最为重要。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都是意气相投的狐朋狗友！」

老先生们忆苦思甜。

显然，他们三人虽然先后派去京城留学的时间不一样，但是留学的时候，是有过一段共同生活的经历。因此回忆的时候，总是缺少不了彼此。

甚至，江上波夫还分享马衡用文物讲课的趣事。

听到这话，苏亦也满是感慨。

就算在现在的北大，有机会听马衡上课的学生也不多，眼前就有这么一位，确实还是蛮稀罕的。

这几个老先生，每一个人的经历都非常丰富。

与江上波夫不一样，或者说，与其他人都不一样，赤堀英三本科的时候就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科就读，又转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院学习，专攻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头盖骨骨骼分析。

他被誉为日本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祖。

这样的经历，注定他到中国留学之后，学的东西就跟江上波夫他们不一样。

谈及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赤堀英三就说道，「我跟其他几位不一样，我当时被派往中国留学，主要就是要学人类学的。

当年我5月份从神户出发，到达北平以后，还曾经去拜访北大的地质系李四光教授，请他在研究上提供便利，并在地质调查所参观学习。

同月19日又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裴文中先生的带领之下，到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旅行，同日干该处研究室宿泊————后面还见到翁文灏先生，请求其提供研究上的便利，甚至后来还前往洛克哈特新生代研究室，在调查所研究员杨钟健的指导下研究周口店出土的化石文物。

甚至还跟随着调查所跟从泰阿尔老师研究山西、陕西出十的旧石器。到十一月份日在天津北疆博物馆跟从黎杉、泰阿尔两位老师研究标本。

12月1日再赴北疆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说，我留学的那一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机会并不多，但也认识了诸位师长，留下非常难忘的回忆。」

从赤堀英三的学习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培养方向，与其他人不一样。

同样，他就读的专业跟其他人也不一样，除他之外，其他人都是在东西两京帝国大学就读东洋史专业。

而赤堀英三，则跟裴文中先生一样读的是地质学，现在从事的也是人类学研究，具体一点就是体质人类学研究，放在考古的话，就是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

专攻旧石器时期考古。

跟其他人确实不一样，但是因为都有过留学北大的经历，因此跟江上波夫他们都保持不错的私交。

至于关野雄。

他的经历也非常丰富。

1940至1941年，他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并根据测量材料对临淄齐故城进行了初步复原，还撰写出版了《齐故城临淄调查》。此外，他还着有《半瓦当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等作品。

其中，他在地震学方面也有研究，1972年，他还用力学证明「立柱体」是不可能达到观测地震需要的灵敏度的，他的这一观点对张衡地动仪复原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也给王天木先生复原的「地动仪」带来更多的质疑声音。

因为他是抗战爆发以后，到中国的留学生。

导致他的田野调查大部分都是在敌占区，成果也确实不少，东京国立博物馆不少珍藏的石刻，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带回国内的。

又因为他留学的时候，跟苏亦的导师宿柏一样，都在「国立北大」，对宿柏先生的情况也最为熟悉。

一边回忆还一边询问宿柏以及阎文濡两位先生的情况。

苏亦也一一作答。

简单来说，这帮老先生上门拜访，也没啥特别的事情，就是聊天。

在弥生会馆简单交谈之后，众人再一次移步隔壁的东天红餐厅，前天来东大的时候，关野雄就是在这里招待他们，这一天晚上，晚宴同样也放在这里。

因为代表团其他先生并不跟随苏亦他们参与国学院大学的活动，晚餐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在一起，因此，这一次宴请的人较少，只有苏亦、夏鼐以及张国伟。

加上《读卖新闻》的记者，也就只有一桌。

因此，晚宴的时候，聊天的氛围就更加融洽了。

虽然几位老先生谈论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谈及政治问题，但是他们前往北大留学的时代，太过于特殊了，根本就与政治分不开。

1920年代，日本想要仿照美国，借退还庚款之名举办东方文化事业。顿时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都希望与之合作，北大也不例外。

早年间，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使得日本相关学者对殷墟发掘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们都希望与中国方面合作。

北洋时期，中国考古，差不多可以分为三派。

北大一派，清华一派，最后一派就是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后者偏重于史前考古，北大、

清华则更注重文明史考古。

而且有趣的是，这三派，都与外国学界有合作。

比如，大体上北大与日本交往多，清华与美国关系深，地质调查所则与欧洲联系广。

日本学者之所以选择跟北大合作，也跟日本的国情有关，一切以政府主导，在他们看来，当时北大是官校，在中国国内影响最大，因此他们一升始就押宝在北大上，想要通过与北大合作，推动殷墟的考古发掘。

结果，两国合作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刚刚成立，1928年，北洋政府就倒台了。

然后，同年史语所成立，李济加入史语所，成为中流砥柱。同年，殷墟也开始由史语所主导发掘。

马衡也想加入史语所，但是傅斯年有学历歧视，看不上他这个金石学出身的本土考古派。这样一来，日本方面的算盘也落空，再加上同年济南惨案的暴发，两国交恶，东方考古学协会名存实亡，除了互派留学生还在持续，其他考古合作基本上没有办法推进。

甚至，有意思的是，东方考古学协会之中，北大考古学会与日本的东亚考古学会还因为发掘项目的主导权问题貌合神离，使得双方的合作极为艰难，这也导致北洋时期，北大国学门考古教研室起了一个大早却赶了一个晚集。

因此，后来中大的桑兵教授，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认为北大在实行考古发掘方面陷入困顿，其他原因之外，作为合作伙伴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难辞其咎。正是在与之合作的过程中北大坐失了天时地利的良机，最终不得不将首席国立大学在这一至关重要领域的应有地位拱手让人。

总结下来，就是北大押错宝了，要不是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作，在考古学起步的时候，北大的表现也不会这么差劲。

这也算是一个原因，但是在苏亦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要论跟欧美的关系，北大怎么也比不上清华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再说北洋时期，北大穷得要死，根本就没有经费折腾考古发掘。

同样，北洋政府倒台，地处北平的北大，就爷爷不疼姥姥不爱了，怎么可能比得上中研院史语所。再后来，抗战爆发，考古发掘陷入停滞状态，等抗战胜利，傅斯年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想要在北大再次创办考古学专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晚宴，苏亦与这帮老先生一边交谈，也是一边感慨。

这是要在后世，研究这段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了。

这帮老先生过来找苏亦这个北大校友聚会，除了忆苦思甜之外，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再一次跟夏鼐谈及推动两国互派留学生之事。

这也是他们的心结所在。

他们这批留学生，大部分人研究领域都与中国考古有关。结果，因为战败，大半个世纪，都没有办法踏上中华大地。两国的学术交流，几乎断绝。对于他们的学术生涯带来非常致命的打击，现在两国建交，学术交流开始正常化，因此，推动两国互派留学生，就成为重中之重了。

之前在京大，樋口隆康也谈及这个问题。

甚至日本橿原考古所的首任所长末永雅雄以及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所长坪井清足，也希望促成这件事。

实际上，这基本上就是这帮日本东洋考古学家的共识了。

甚至可以说，眼前这几位老先生就是幕后推手之一。

当然，要不是苏亦的惊艳表现，以及苏亦这个北大晚辈的身份，估计也不会有他们这几个「老北大」校友联袂登门拜访。

这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读卖新闻》，前几天，《每日新闻》就因为对苏亦的报导，使得报纸销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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