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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考古学与金石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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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赞同这个说法,他才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张新的问题。

甚至,他也是这种方法的践行者。

比如梁思永先生,他本人在哈佛受到正规考古学训练的同时,也同样在梁启超的安排之下,跟随着多位金石名家学习,因为梁启超认为研究考古学必须有传统金石学的基础。

从梁思永先生的身上,就清晰的看到,近代考古学跟传统金石学之间的融合迹象。

所以坦白的来说,苏亦回答张新的问题,提出金石学与考古学承续说的观点,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

也是大家最能接受的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很好的契合在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也有利的反驳考古学全盘接受西来说的观点。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并非苏亦说的那么简单,在民国时期,留洋回来的考古学家跟本土的金石学家,是互相看不对眼的,各自有各自的圈子,甚至为获得学科话语权,还相互抨击。

比如早期,李济等留学归来的考古学家,为了捍卫考古学科的话语权,还曾经对金石学家的学术成果进行大力批驳。

可不是苏亦口中一副和谐的场景。

甚至,当年以容庚先生为首的金石学家创建考古学社的时候,就接受梁思永为主要社员,而忽略了李济。

梁思永先生还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等,这些机构可是都是当时金石学家的大本营,完全不带李济他们玩。

为啥不带?还不是李济没有金石学的背景。

……

提问环节,持续了大半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学生提问,苏亦来回答,大部分提问者,都是托。

也有不是托的。

毕竟并非前来听报告的都是考古专业的学生,有来自历史系其他专业的,也有来自其他院系的,除了文史哲之外,生物系、地理系也来了不少人。

大家的提问也是五花八门。

一开始苏亦还耐心讲解,下意识长篇大论。

后来扛不住了。

基本上都是长话短说。

比如就有外系的人问了很基础的问题,为啥苏亦研究稻作起源,不去研究人类起源。

显然,他们也搞不懂旧石器时期考古跟新石器时期考古有啥区别。

于是,苏亦为了让同学们有了直观的认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我个人认为,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称为考古学领域的三大『终极问题』,其中农业起源是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标志。再进一步来说,旧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是人类起源问题;新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农业起源问题,历史时期考古解决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

当然,提问的同学也并不都是外行,比如北大生物系的学生,就被问到孢粉分析的局限性问题。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水稻花粉非常容易降解,在酸性或氧气性沉积环境中确实难以保存万年之久。

因此,他坦诚道:「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仙人洞遗址的发掘,能够通过孢粉分析鉴定出万年前的稻作遗存,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通常情况之下,应该利用浮选法寻找炭化种子或者是大化石,这些是直接证据,孢粉分析实话实说,对于环境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这一点来说,河姆渡遗址的条件就成熟很多,它就是通过孢粉分析以及炭化稻粒双重证据,确定了7000年前的栽培稻!」

当然,还有人提出了一个到后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考古是不是盗墓。

这也是现场不少人都在关注的问题。

苏亦的回答,很直接: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

他这个三连击,把提问的学生搞不会了。

一脸懵比,小师兄到底要干啥?

被冒犯了?

红温了?

苏亦不是复读机,说了三遍之后,他再次引用上面的话来回答。

「考古分史前考古跟历史考古,史前考古基本上跟墓葬没有关系,那么历史考古呢?在发掘的过程之中,有的会涉及墓葬,但它并非历史考古的全部。因为历史考古还有石窟寺考古、古建筑考古、城址考古等等,并非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涉及墓葬。同样,涉及墓葬部分,也是以抢救性发掘为主,更多还是科学研究,而非以获利挖宝为主的盗墓行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他的回答,很官方。

然而,这种回答,并没有能够让现场的所有同学都满意,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了。

前世,公众始终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考古就是官方盗墓,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考古与盗墓的区别,就是有证与无证的说法。

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除了受到盗墓小说影视剧作品的影响,还是跟新闻学的猎奇报导有关。

同样,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跟国内大部分考古学家的「傲慢」有关。

早期,大部分学者是不屑与民众解释这种弱智问题。

到后面自媒体大爆发时代,话语权就给别人占领了,想要解释,就需要花千百倍的精力,还没有办法扭转民众的固有印象。

其实,把考古跟盗墓划等号的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从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至今就存在。

并非简单的一句考古不是盗墓,就可以说清楚的。

比如民国时期,安特生在甘肃发掘半山遗址墓葬的时候,就遭受当地200多名村民的围攻。

搞到后面,马衡都开始在报纸上发文《考古与迷信》来罗列社会上认为田野发掘是挖坟掘墓、破坏风水等迷信处处可见,然后各种阻挠、破坏,使得田野考古无法展开。

梁启超也在当年欢迎瑞典皇太子的致辞里面提及此事,认为中国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将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望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

其实,不止安特生,就连李济都遇到这种困扰。

1926年,他代表清华跟毕士博签订的《山西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第一条就是:「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

即便如此,李济的第一次山西考古进展也不顺利。

他当年为啥把西阴村遗址作为初次发掘地点,两个原因最为重要。

其一,西阴村史前不含金属器,避免挖宝的怀疑。

其二,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不引人注目,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可就算如此,李济跟袁复礼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还是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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