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抵达法国和一个都不认识（1/2）
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米哈伊尔并不准备在英国逗留太久，他只是简单的跟一些人谈了谈生意，拜访了一下他那些在伦敦的熟人和朋友，接着便径直朝巴黎赶去。
之所以略微显得有点匆忙，那自然便是米哈伊尔从巴黎收到了一些新消息：他那些从俄国来的朋友已经抵达巴黎并且在巴黎住了有一段时间了。
而在这一长串的朋友名单里，有些人甚至跟米哈伊尔已经有快十年没见了。
就像当年曾一手把米哈伊尔托举进俄国文坛的涅克拉索夫，两人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便已相识，随后便一同在俄国文坛打拼，并一起重新接手了《现代人》，将这家杂志重新推向了俄国文学界的顶点。
但转眼间，两人都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这九年间，无论是米哈伊尔还是涅克拉索夫所经历的事情无疑都是数不胜数，很多地方或许也改变了不少。
尽管早已通过书信恢复了联系，但如今再见，多少有点「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意思，而这其中最令人感慨的，肯定还是岁月的流逝和年华的逝去。
或许正是因为米哈伊尔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前往巴黎的这段路程中相较平时无疑是沉默了许多，也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
米哈伊尔身上的这份沉默和微妙的伤感其实并不容易察觉到，但在从伦敦前往巴黎的这段路途中，娜佳一直都轻轻握着米哈伊尔的手，站在米哈伊尔的身边。
在两人坐船的时候，娜佳看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海面也是轻轻叹了一口气道：「时间过得真快啊，仔细想想，就连我也都好久没有见过他们了。」
「是啊。
米哈伊尔轻轻拍了拍娜佳的手，他那清亮的黑色的眼睛同样倒映出蔚蓝的海面，一如当年倒映出了圣彼得堡的许许多多的事物。
突然，米哈伊尔莫名的开口说道：「要珍惜年华啊，我亲爱的朋友们。」
当米哈伊尔乘船前往法国进而乘船前往巴黎的时候，在1857年这一年，法国其实不怎么太平。
尽管拿破仑三世在外交政策上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成就，但法国社会依旧浮现出了危机的迹象。
原因却很难说清，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正因如此，拿破仑三世对法国出生率下降感到不安。
梅里美的信件使人对这种气氛产生大致的印象，例如他在1856年10月19日的信，他如此写道：「总是同样的资金下跌和贸易不畅，熟知此类事情的人说这种危机并无实际理由。然而人们为此遭受损失，冬天看来是难过的。
民众抱怨衣食昂贵，尤其是房租昂贵。这是对巴黎拆毁房屋的巨大不满。错误出现在
房地产主身上，他们想尽快挽回他们在1848年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人不愿住进皇帝为他们盖的房屋他们说他们不愿意被圈禁起来。」
虽然拿破仑三世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买了大片的土地以建造廉价房屋，但由于这些居住区太像兵营，因而被巴黎的工人所排斥，鲜有成效。
梅里美在1856年11月写道：「本月底我应邀去枫丹白露，有人说人们重返巴黎后要取消这个度假的地方，因为相当多居民不赞成在巴黎房租如此昂贵之际有人却游玩打猎。工人们认为，如果说收成欠佳，粮食涨价，那是皇帝之过。事实是人们怨声载道。」
除此之外，每年都发生针对拿破仑三世皇帝的谋杀，而整个1857年，密谋和暗杀的风声继续流传，马志尼把雇佣的刺客派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明显而持久的阴谋。」
抛开这些比较大的事情先不谈，对于巴黎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仍然过着他们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
但对于巴黎的上流社会以及文学界来说，他们最近的体感却是巴黎最近来了一些「不速之客」。
简单来说，就在前面一段日子，巴黎突然涌进了一大批俄国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似平都是俄国国内很有名的人，其中不乏杂志社老板、诗人、作家————
这些人在来到巴黎后也是难免参加了巴黎的一些社交活动，并由此引起了巴黎上流社会和文学界的一些讨论。
但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法国精英阶层一直以来都对俄国存在偏见，俄国人被刻板地认为无能且狡猾，俄国向西方学习只是拙劣的「拷贝和模仿」，俄国甚至被描述为一个没有统一自由理念的「拼凑物」。
尽管如今法国的许多人都不得不承认俄国似乎真的诞生了一个世界级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总的来说，这依然无法彻底改变他们的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
而对这些千里迢迢来到巴黎的俄国人来说，虽然他们中确实有许多人对巴黎心存仰慕，但也有不少人对巴黎越来越排斥乃至厌烦。
这其中便包括了跟涅克拉索夫他们约好一起来巴黎见米哈伊尔的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在1857年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乘一辆邮车直奔华沙，然后乘火车抵达巴黎。
他来巴黎除了想见见米哈伊尔以外，他同样想认真观察一下如今的欧洲社会。他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
但他刚到巴黎不久，便目睹了一个人被推上断头台的恐怖场面。就在那暴虐的时刻，一架机器把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撕裂成肉块。机器斩首这件事使他无法平静。
在巴黎看到运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底迷信亦是空虚的————」
「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的生命里，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
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简单来说，托尔斯泰在来到巴黎前还是个甜甜圈，觉得巴黎就是文明，但等他真的来到巴黎并目睹了野蛮残酷的一面后，托尔斯泰那颗敏锐的心就有些承受不住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托尔斯泰短暂地离开了巴黎，前往了欧洲其它地区，当他来到瑞士的时候，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流浪歌手在一家饭店的阳台下，一边弹奏六弦琴一边演唱着一支动听的歌曲。一些华服盛装的贵妇人和领子白得耀眼的阔佬，围坐在那里笑眯眯地欣赏着。
流浪歌手唱了许久，最后举起帽子，希望得到几个赏钱，托尔斯泰很快掏出钱来给了他。可是，那些富贵人却视而不见，居然无一人看赏。托尔斯泰心中愤愤不平。他见歌手满面愁绪，悻悻地离开了，于是激动地喊了一声，追了上去。他把歌手请到餐厅坐下，要了饭菜和香槟酒来款待他。这时，餐厅里的一些人又站在一旁讪笑。
托尔斯泰怒不可遏，认为这才应该是「当今历史学家应该用千秋史笔加以叙述的事件」，而不是那些无聊透顶的帝王将相列传。于是，他立刻写成了短篇小说《琉森》。小说愤怒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和道德的卑下，同时也表现出他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和从抽象道德观念描写生活的弱点。
总的来说，这些旅行，使托尔斯泰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了人世间的不公平，但与此同时，他又找不到出路。
这似乎是一种永恒的痛苦，哪怕是到了后世，这种痛苦也总冷不丁的就出现在一些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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