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隐情(下)（2/2）

制度，就是大明朝独特的荫官制度（荫官历朝都有，但明代比较有特色）；趋势，就是「文官荫武职」的特殊趋势。

明代的荫官制度，本书前文曾有浅议，此处不再赘述，单说一下这个「文官荫武职」的神奇趋势。

根据考证《明实录》可以发现，有明一代的「文臣荫武」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发源于景泰年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琎「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至此之后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这种「文臣荫武」的记载就开始不断出现了。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景泰年间的「文臣荫武」记录可以发现，当时那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应该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此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

当时，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并未开列于典章，从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还是文官集团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

作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荫子武职故事，常为后人援引为再开荫叙恩典的依据。例如于谦之子于冕，本受荫任府军前卫副千户，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应天府尹」。但这个，仍然还是特例。

然而从正德朝始，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就陡然增多了，这明显是受到武宗尚武情节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

据《弇山堂别集》载，正德五年「宁夏平」，边功加恩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刘忠、梁储等，阁臣皆加官荫子。此次推恩虽未将阁老们荫子武臣，但边功恩及内阁实「自兹岁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东、河南贼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各荫子锦衣世袭正千户，辞」。

此后正德十二年，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

该战役本因诸将官杭雄等拼杀「乃有此捷」，而太监张忠提前回朝，并无功劳，只是因兵部尚书王琼题请，「故忠再受赏而并及琼」。当时王琼「与权幸相结纳」，多次冒领军功，「数承荫叙」。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锦衣卫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

总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随内臣、近婞冒滥军功以荫子武职，诚为不稽。

此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为拉拢朝臣，以拥迎驾戴功再开大规模冒滥荫子，其中阁臣荫子之命令尤为不稽，受荫大臣纷纷请辞。

然而，这个势头已经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后期开始，大明边事迭起，使得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

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以各类勋劳得荫，在原历史上，这种趋势长期持续直至明朝灭亡。嘉靖中后期以降，内阁重臣如夏言「暴贵自拟世袭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边」荫锦衣，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一批阁老、重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锦衣。

更关键的是，皇帝们对于这些大臣的后代，并没有什么不信任，甚至还格外信任，比方说现在的刘守有，将来的王之祯、吴孟明（吴兑之孙），这些锦衣卫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荫官之后。

既然制度与趋势已经如此，高务实又有何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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