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 增益人生（1/2）

大舡往来，列队停靠民港。转运三韩家小。

待与各自家人团聚，便又将乘船出海，前往长芦、长汀二县定居。

据上计署统计。每日约有万人往来转运。泉州港内庸户，更突破十万人。此十万人，并非固定。而是等待转运的三韩民众，淤积所致。旧人未走，新人又来。日渐增多。

与安置流民类似。城内各处临时安置点内，皆设有属吏、医官、博士、队率等，建制齐全的蓟国吏治体系。与之相匹配。

换言之，蓟国安置流民，从不是顺其自然。出发之前，甚至早在临时营地时，便经过细致的民情梳理与划分。

匹配有与之相当的大汉吏治体系：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分设伍长、什长。百家一里，设里魁，里吏有父老、什长、杜宰、里监门等。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亭侯、亭佐、亭父、求盗等。十亭为一乡，乡置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另设乡佐，协助收税。其中，还有蓟国独有的衢、坊二级。

类似里、亭的层级划分，多为线性。试想，在一条蜿蜒的道路沿线，分散着大大小小的聚落。然，当蓟国撤村并邑，方圆数十里内的乡民，皆居于城内时。便从线性的「里」，扩成了面性的「衢」。里道，也扩成为四通八达的街道。

于是。「坊」，应运而生。坊，「土、方」也。或可释义为「方圆之土」。具有面性的含义。与「衢」字类似。

至于是「长」还是「令」。皆与治下「在籍人口」息息相关。

吏治组成，亦是正副相佐，汉夷相辅。

辰韩、弁辰二国臣智及以下，俭侧，樊秖，杀奚、邑借等大小头目，归顺降服后，就地转化成汉官。或为里长、或为亭长，以此类推。与汉人长吏，协同管理治下盐户。各自旧习，皆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然凡与《汉律》相悖的蛮荒遗存，则被悉数剔除。

蓟王威信天下。大汉赫赫煌煌。代表着一切美好与高级。被驯服的岛夷，欣然接受。无半分迟疑。

话说。以半岛的文明等级，便是贵为一国之主的臣智，又能有多少利益可言。不过是三瓜两枣而已。成为蓟国官吏，坐享千石官俸。蓟钱购买力是何等强悍。蓟国民生是何等绚烂。毋需多言。

正如。对钟羌而言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昆冈美玉。却在帝国趋之若鹜，乃至一器难求。越高等的文明，越能彰显人、物的「附加价值」。换言之，乃是除去「实用性」之外的「附加属性」。

此与饱暖思淫，同义。

一言蔽之。时下，做一个半岛国主，远不如做一名大汉高官。人生「溢价」，堪称云泥之别。

《后汉书·百官志五》:「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皆「赐印」。

如：「汉辰韩邑长」、「汉归义韩长」。前为镥金印，后为铜印。皆「方印驼钮」。印上骆驼，造型取「曲肢跪式」。以示「归顺、臣服」之寓意。

自秦统一六国，华夏文明一骑绝尘。两汉时，更遥遥领先。异族相继归附，汉庭为示怀柔，多封以王、侯爵位，并赐印绶。对一些没有归附，甚至处于敌对状态的异族，为达笼络目的，往往亦会赐印。即便是与大汉敌对的番邦异族，对汉庭的赐印，亦极为看重。

因而，自前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赐印制度」，后世相沿成俗。赐印制度，亦是汉庭对番邦实施「羁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时《禹贡》中所阐述的畿服制度。后应用于对外事务，而衍生出「羁縻（jī mí）外交」这一概念。

「羁縻外交」，思潮兴起于春秋，服务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核安全诉求。又通过两汉「大外交」实践，逐步成熟完善。终成一套被时下广泛认可的外交体系。班固撰写《汉书》时，在论及汉匈关系时多次运用「羁縻」一词。并在《汉书·匈奴传》结尾，将「对匈外交」归纳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羁縻之术」，遂成贯穿两汉四百年对外邦交的重要方针，与「守中治边」的大国策，相辅相成。

凡有蛮夷向华夏趋同，便是所谓「向化」。亦是蓟王口中的「汉化」。

得大汉赐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认可」的重要见证。

换言之，只有得到大汉的赐印，其政权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国人所认可。

只有先被大汉认可，才能获得自我认可。可模拟后世，只有被洋人认可，才能自我认可，有异曲同工之妙。乃是「蛮夷」与「诸夏」的身份及位置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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