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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节 敌与友(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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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眼光错不错呢?当然不错!

实际上这时候的史达林已经与毛积累了一些矛盾:对于毛逐渐取代王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史达林一开始是乐见其成的,因为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史达林清洗,所以史达林不会重用王明,这是其一;其二,王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和与其他人的联系远远强于毛,所以史达林希望能扶持一个更弱小、更听话、更没有国际关系的中共领袖,而毛恰好在这个时期内投其所好,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学习《联共党史》,这就使得史达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么。

但史达林万万没有想到,毛对他的恭顺完全是伪装出来的,毛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国际派,甚至极度反感国际派,当苏德战争爆发后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因为后者已自顾不暇,毛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当时莫斯科惧怕德日联和夹击自己,多次明确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毛对于百团大战都不满,怎么可能去为苏联人火中取栗?自然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

直到这时史达林才发现毛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的状态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所以在新疆抢粮这件事上,史达林压根就不想和延安沟通什么,甚至在延安发电报过去之后询问,也只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这次粮食征购是经过盛世才同志认可并支付了合理对价,不知道为什么有抢劫这一说法,对这种近乎污蔑的宣传,中共要予以强烈谴责同时肃清内部党性不纯、国际主义思想缺乏的流毒……」

驻延安代表的解释稍微婉转一点,不过口气是一模一样的:当初为了购买军火,苏联曾贷款给中国方面——苏联那时候说什么了么?现在苏联没有要求中国贷款,也出了钱购买,无论如何与抢劫沾不上边——如果你觉得这部分卢布白条暂时不能用的话,你当贷款不就行了么?

这个答复就迅速引起了党内争议,毛在书记处会议上很生气地说:「贷款当然可以,既然苏联可以向中国贷款,中国向苏联贷款当然也可以,但是,这种贷款一定是你情我愿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这是其一;其二,当初苏联贷款是给了国民党,虽然国民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毕竟是中国政府实际执政党,对外代表中国,现在莫斯科直接跳过延安和重庆,直接去找盛世才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他盛世才代表中国政府了?其三,这件事就算找盛世才,勉强因为他是联共党员和中央委员还有点道理,可为什么不和延安与重庆通气;其四,如果真的是所谓的你情我愿,为什么盛世才要喊冤,还要叫嚷,他的党性呢?」

分析完这一点,毛怒不可遏地说:「说白了就一句话,所谓征粮和白条,那都是不可能兑现的东西,将来一定会为这件事扯皮,为了一点点经济上的便宜而不顾共产党的形象,不顾共产党的作风,完全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盛世才不是心甘情愿交出粮食的,他是在苏联人的枪炮之下无奈交出的,不管他本人有什么问题,至少这件事他没有反抗能力,所以他现在要叫。」

陈云补了一句:「据说现在新疆粮食十分困难,牧民很多牲畜也被抢走,现在因为天气较热还可以维持,一旦进入严冬,后果不堪设想,甘肃的粮价涨得非常厉害。」

「国民党有什么反应?」

康生道:「这是苏联帝国主义一贯横行霸道的表现,说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是流寇、是土匪思想……还逼着我们表态,我认为这是很恶劣的事件,必须严肃对待,这样党才能站稳脚跟。」

毛点点头:「这是蒋某人在将军啊……康生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主席,我认为对国民党的抨击和指责应该坚决还击,以正视听,但对于苏联和联共的某些说法,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距离,这有利于争取中间派和民主人士。」对康生如此直言不讳的表达,很多人表示了诧异——他这是要向联共开炮?

毛却微笑着点点头:「必要措施要采取,不过如何应对不能草率,要有分寸,要有礼、有利、有节……苏联毕竟是老大哥么?」

康生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刚才他故意用一句很「右」的话来试探底线,结果底线成功探明了——毛要有说法,但又不要完全破裂,更重要的是,由自己这种这么激进的右的态度在前,毛的修正看上去就更合情合理了——一个好的下属,一方面要为领袖及时背锅,另一方面要为领袖讲出他所不方便讲的话,甚至为了衬托领袖的英明,讲话一定要过头,一定要有偏差,如果他讲「有理有利有节」,那画风就太错愕了,到底谁才是领袖和舵手?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后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这时候康生与周、王明、博古的关系才比较密切,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肃反专家」声名显赫。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最高负责人。

他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他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厉行「肃托」,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薰陶的「专业人士」,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派——只知有苏联不知有苏区。

由于毛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再加康生与王明曾有密切关系,所以关系很疏远。康生最开始还把希望寄托在王明身上,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看明白了——康生毕竟不是王明、博古这种在苏联马列堆里泡大的人物,他是在上海滩经受过实战检验的,是进行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作的又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

他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主要是倒张闻天未获成功,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而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毛的对手,加紧向毛靠拢,在毛与王明为首的长江局、在毛与张闻天的理论斗法中,康生都站在毛的一边,更重要的是,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完全信任。

蓝萍在上海滩那点事,作为特科负责人的康生会不清楚?但他看出毛对江青的意思后,便利用这个身份进行担保,同时由于康生和江青都是山东诸城人,算是同乡,再加上有传言说江青的母亲曾经为康生家做过佣人,所以康生不但对江青在上海滩的情况一清二楚,甚至连江青从小到大的底细都了如指掌,因此有康生这句「我保证江青同志毫无问题」的话是有很大分量的,打开了毛的第三段婚姻,同时也迎来了康生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在刚才康生与毛一问一答中,关于新疆抢粮事件的答复就确定了下来。

毛道:「革命首要的问题是敌友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定要弄清楚,但这个关系要考虑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更不容忽视的是朋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双方是朋友、盟友就可以好到无法无天不加以抵制呢?是不是因为朋友就无条件、无原则团结呢?我对此持有否定态度!我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苏联老大哥我们当然要团结,但新疆的老百姓,中国人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我们就不要团结了么?答案也是肯定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武装保卫苏联的调调不能再说了——连小林光秀这样的日本人看了都觉得不妥,认为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其次才是共产党,这句话难道没发人深省的一面么?不要看我们说帮助小林光秀提高,其实人家小林光秀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看问题也准,最重要的是能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不跟风,有独立见解,我们有些同志就缺乏这种思考的能力,只知道一味附和,莫斯科放个屁都是香的。当初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如何如何,大有没共产国际便过不下去的样子,现在共产国际没了(编者注:1943年5月解散),又改口莫斯科、史达林云云……难道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管不好,还要邀请史达林老人家来帮我们管?这样干脆让中国当苏联加盟共和国算了。」

毛在私下会说些牢骚话,这次显得格外有点多,众人都是默默不语——既不能附和又不能反对,只有康生在旁边不时说几句:「主席说得对,我们确实要加强学习」或者「哎呀,我原来也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将来不能再犯了……」等等之类的话,最后这个答复要交由政治局乃至延安的中央委员统一表态——这也是毛进行整风以后用来进行验证的一个好机会,看看到底大家对他的领导是否口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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