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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动荡的昭和时代(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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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有逐渐酝酿的过程,从皇姑屯事件到满洲事变隔了3年多,从中东路事件算也隔了将近2年,这中间还有当时觉得一般,但事后来看非常关键的推动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到帝国,当时田中内阁已倒台,继任的滨口内阁为度过难关展开了紧缩政策以应对下滑。

现在经济界有经验了,知道危机爆发、市场萧条时政府不但不应该紧缩而应该尽可能宽松并持续用赤字刺激经济,用政府订单促进产业回升,即所谓的反周期对策,那时候大家都不懂,不但日本不懂,美国、英国也不懂,大家都用紧缩试图度过难关。普遍以为危机1年,最多2年就过去了,咬咬牙就行,没想到危机在美国持续了4年,在日本持续了差不多6年——正好是我去满洲服役前开始探底回升。

昭和4年10月(1929),内阁颁布了高级官员减薪一成规定,请注意,这里的高级官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高级官员,那是有官职的基本都涵盖在里面,在军队中就包括中尉以上等级军官。这件事对军队和军官士气影响非常大,本来前几年裁军就让军官们义愤填膺,再减薪就更难以忍耐,特别是出身贫寒,家庭遭遇冲击的年轻将校本来还希望用自己的薪水替家里撑一撑,减薪等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也许有人会奇怪,不就减少了10%么?为什么会这么大反应?他根本不懂得,一份薪水发下来,经过使用,剩余的可能就只有15-20%,个别节俭的也不会超过30%,一下子砍掉10%,其他必要开支又无法缩减,等于剩余部分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

这大潮中我是个特殊例外:一则我刚刚从中尉晋升为大尉,哪怕减薪了实际拿到手的钱也超过以往,二则我家庭负担小——我自己父母一方全部在关东地震中罹难,想接济也找不到对象,而我岳父母一方是多年中产阶级,生活还可以,再加当时我只有2个孩子,负担不算重,静子虽是书香门第出身,但很会过日子,能精打细算,家庭比较宽裕。岳父大人不但不用我接济家里,还特意写信来问我需不需要钱,因为他知道我刚刚去近卫师团,花销肯定大,我没接受,我觉得我够花了。

这段时期我在近卫师团结交了很多新朋友,以前我在西伯利亚服役时因为囊中羞涩,很少和大家一起出去玩乐,到近卫师团就不一样,我把以前减少的都补了回来,而且我买单时候非常多,因为比较宽裕。不过有一点我坚持住了,吃饭喝酒玩玩闹闹可以,花街我坚决不去,我不能对不起静子,这件事没少被其他人笑话,以为我怕老婆。

在这些玩闹当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堀长官和山本元帅(编者注:元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那时候堀长官和山本元帅都已是少将,前者还是海军省军务局长、将官会议议员,正是意气风发之际,按历史推断,少则7-8年,多则10年,他就有望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或类似的重要职务。那时候我还是大尉,又是陆军,照理和海军根本不熟,但事情就这么凑巧,有一次陆海军年轻军官喝醉酒了打架,这在过去很常见。一般说来这种群殴肯定是陆军胜利——陆军野小子出身多,又向来看不惯动辄欧美礼仪的海军军官,稍一言辞挑衅就能打起来。

不过大家都知道分寸,最多只敢用拳头或棍棒,别说武器,就是武士刀也不能拿出来,那是要出大事的。

这次打架正好被这两位长官赶上,山本元帅在旁边看热闹笑笑——高级军官一般不管这种小事,但堀长官却一声怒喝:「海军军官列队,操椅子,跟我进攻!」

说罢,当时年近50(编者注:48岁)的堀长官率先操起椅子扑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嗷嗷直叫、打了鸡血一般的海军将校(译者注:日本所谓将校大多数时候指军官而非真实的将校军衔),我们这边最高军衔只是少佐,一看少将扑过来赶紧逃——再怎么有理、高层怎么袒护,少佐对少将动手总归不合体例要处分的,所以他脑子很清醒立即跑——不跑就要挨揍了,他一跑,我们这人心也散了,全部都跑。

后来老有人说堀长官怎么身先士卒带舰队冲锋,堪称军人楷模,我在昭和6年就知道了,一点都不奇怪,他就这么个人。(编者注:此话系采访时补充,因堀元帅、山本元帅均已过世,未得当事人印证,但另有其他陆海军将校佐证确有其事)

说来很奇怪,大佐以下军官,都是陆军比较猛,能身先士卒冲锋,就是肉弹攻击也在所不惜,但到将官这一级,尤其是大中将,陆军一下子就萎靡了,不如海军敢打敢拼,特别有些大将那真是贪生怕死得可以——对,我说的就是东条!东条英机在天诛国贼中被清算,因他是大将,所以给他留了体面准许自行剖腹,与东条一起被责令自尽的还有一些陆军将领,通知早晨就发了,但到了下午,其他军官都陆陆续续自尽完毕,东条还好端端地活着——听说是怕痛,不敢自杀。

他太太、儿子看不下去了,宫里传话的人也等得有些不耐烦,最后决定用手枪,一个大将连切腹都不敢,打什么仗啊!更奇特的是,手枪他也哆哆嗦嗦迟迟扣动不了扳机,最终还是他儿子帮他在手指头上使劲才完事,就这样的人居然还当了1年多首相,真是岂有此理!据说东条夫人后来平静地说:「夫君你既然这么怕死,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呢?」

这件事陆军上下引为丑闻,当时不准谈论,我恰好在中国潜伏,自然也不知道,是回国后有一次和石原元帅喝酒时他喝醉后告诉我的,当时我差点笑死!(编者注:此事传闻很多,且大家说法高度一致,看来属实无疑,东条大将的儿子尚健在,对传闻一直表示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已说过我是特例,当时大气候就是晋升缓慢、薪金削减、部队裁军,以至于军队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桃栗(编者注:少尉)3年,柿(编者注:中尉)8年,想当大尉13年」,军官们人心惶惶,不断产生危机感。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中东路事件后,满洲局势暂时消停下来。但次年在中国腹地又爆发了新的战争【译者注:中原大战】,战争一方是南京蒋政权,另外一方是表面服从,实际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包括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蒋政权依靠的是所谓中央军,大约60来万,其他地方势力兵力总和大约是80多万。蒋并不占优势,不过他面对的三个敌人间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也很难完全团结到一起,所以大体上双方势均力敌,具体作战过程可能蒋吃亏多一点,不过也就是几万人的事,影响不了大局。

当时陆军与各个势力都有接触,也有向我们提出援助请求,不过帝国财政自己都很困难,怎么可能援助?只卖了一批旧军火。

双方僵持不下,拼命寻找援兵:掌握满洲,拥兵50万的张学良被双方一致拉拢,当时态势很清晰,张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获胜。蒋先生的政治策划技高一筹,说动了张学良,让他入关帮忙,代价是由张主政华北和京津等地。

这件事让帝国对张学良的政治能力评价再次下调:本来在他稳定满洲局势,击毙杨宇霆巩固统治后这种评价还可以,但他先冲动地败于中东路,后又贸然投入南方战争,使我们对他评价很低。

原因不难理解:张学良此时是能够改变局势的关键之人,如果张作霖在世遇到该格局,一定会左右逢源为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毕竟从性质上来说,奉系也是地方势力,和冯、阎、李算难兄难弟,对他最有利的就是离岸平衡,坐山观虎斗,至于华北和京津其实不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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