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动荡的昭和时代（追）（1/2）

满洲事变酝酿过程很长，长达2-3年，但发动过程很短，短到只有2-3天，由于张部运行不抵抗方针，关东军进展极快，到9月21日，不但完整控制了奉天还控制了新京，并以两座城市为内核控制了南满铁路附属地周围的所有重要城市，大体上奉天、吉林两省已被基本控制，当然奉天最南端城市锦州还在张学良之手——他逃跑后把大本营设在锦州。

这时候政治压力和舆论开始浮现，南京政权召见帝国大使表示抗议，同时又向国际联盟提交申诉，还向美国请求外交援助。

与此同时，陆军中枢机关也在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开始关东军上报的事变缘由是「中国军队破坏柳条湖铁路酿成双方冲突」，所以陆军大臣南次郎、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梅津美次郎等都表示要给关东军增兵，因为关东军只有一个第2师团1.5万人，而张学良部有10多万军队，力量相差太悬殊，必须增兵。

这边刚开会，朝鲜军发来消息，说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遣飞机支持关东军，并让混成第39旅团（驻扎在平壤）紧急集结准备增援奉天。

这里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些问题：

其一，石原关于「我不是一个人，我得到关东军上下支持」的说法绝不是吹牛，不仅关东军支持他，朝鲜军也支持；

其二，帝国军队之间相互援助的气氛非常好，不管指挥官分属何种派系，不管私人间有什么矛盾，在重大问题、重大作战中都能进行配合和援助，所以帝国军队一旦陷入包围，除非长官有明确命令说不要救援，大体都可指望友军前来救援，有时候甚至不惜让救援部队也陷入困境。这种作风不一定明智，有些时候甚至被敌人故意当成陷阱进行谋害，但对鼓舞士气很有用，被围士兵大多数时候能坚持到底，绝少有投降——单就大战参战国而言，帝国军队投降人数最少，军衔等级最低，据我所知不过一个少佐。

冈村元帅安排我投诚过去经过精心考虑，我是中佐，且来华北派遣军不久，各方面人头都不算熟，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他估计得完全正确，我这个中佐再加还是机关参谋一出现，八路军全都轰动了，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

同时，安排我投诚前还发生了一个比较著名、但内部一直不肯大大方方承认的事件，叫第三师团事件。昭和16年10月，驻扎在中国南方应山县城的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投诚共产党新四军，这是帝国陆军在中国战场最大的一次内部反叛暴动，起因是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因有新任务需离队一段时间，由关中尉代理中队长。关中尉一向盛气凌人、蛮横粗野，对部下动辄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士兵对他早就不满，后又因为小事激化官兵冲突，造成这次事件，被称为「在帝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揩不掉的污点」，事后第三师团主要军官受到严厉处分。

这件事冈村元帅完全知情，所以才敢安排我用这样的方式过去，否则贸然一个中佐投诚，风险很大。

相互支持这种做法才是现代军队的标准，但我在中国这么多年，看到过很多国民党地方军甚至中央军之间相互推诿、相互观望、甚至以友军为包袱的做法，当时很难理解，后来才明白在中国兵为将有的体制下，如果部队打光，将领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拼命也要保住自己实力。共产军在这方面比国民党军好很多很多，至少我未见过明显的观望和推诿，这或许也是后来共产军能战胜政府军的深刻根源之一。

陆军刚刚通过决定和内阁沟通时，币原外相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接到奉天领事馆的报告——事变是关东军自己制造的，他对军人自行其是很愤怒。陆军机关当然不信，马上拍电报给关东军，严厉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还责怪前去视察的建川部长，你怎么督导的？这时候再说谎就不合时宜了，石原和关东军上下爽快地表示承认，但表示进展顺利同时坚持认为行动正当：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严重损害了帝国利益，需要给予严惩。

这话一说，南次郎陆相也没辙，只好同意内阁不向关东军增派兵力的要求，并赞同若槻礼次郎首相确定的「不扩大」方针——该方针是在币原强烈建议下通过的。但他留了一手，关于朝鲜军准备派兵增援的事没在会上说，也没在会后予以制止，因此朝鲜军行动依然在继续，到下午时分，朝鲜军先头增援部队已进入奉天境内——按我的理解，南次郎不管说不说都不可能阻止朝鲜军。

由于政府态度明确不扩大，同日帝国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向国联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日本和欧洲存在时差，他是当地时间下午进行的通报），帝国是国联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说「不升级」，各大国表示谅解并希望尽快解决。9月22日币原外相会见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两日后，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

有人后来指责我们说撒谎，我想说一句，政府尤其是文官派并未撒谎，他们真心实意不扩大，最后发展到历史上的结果，原因十分复杂：

其一，张学良部溃退太快。从9月18日夜间到9月24日政府对外公开声明不过一周时间，关东军已控制了奉天、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和交通要地，你要让军人接受不扩大并撤军回营，难度很大，如果这时候双方还在奉天城展开拉锯交火，反而「不扩大」有可能实现——所以张学良真想政治解决的话，绝不应该不抵抗而是坚决抵抗，拼光了也要压上。

我事后问石原元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挠挠头皮：「那大概真只有政治解决了吧，比如赔偿我军2000-3000万日元军费，让渡1-2条铁路修筑权，基本上就能平息事态了，当然我和板垣肯定就完蛋了，至少要退役。这个结果也可以接受，毕竟我们弄到好处了嘛……我对帝国、对关东军也是有功的，运气好还有重新激活的一天。」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也是当年帝国在对外交往中爱占小便宜的突出表现：2、3千万日元，1-2条铁路修筑权基本可以让关东军感到满意。但现在奉天、吉林大部分落入我军之手，怎么可能再对这种条件满意？

其二，满洲地方人士大量接洽。事变发展迅速，不但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也出乎当地实力派人士预料，在大势面前，很多人与我军进行接洽，企图为自己谋求利益。前面已说过，张学良继承了张作霖的衣钵，但未完全继承他的威望和权势，更没有继承他的能力和手段，内部不服他的人很多，张有各种恶习——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还自以为是，很少听人规劝，人格魅力与张作霖相距甚远，颇让一般高层人士所看不起，再加一力倾向南京政权，不止一次上当受骗还不醒悟，更让内部对其耿耿于怀，虽然杀了杨宇霆等人暂时震住手下，但不见得大家心服口服，等帝国大军压境，这种积压的愤懑就展现出来了。

与关东军接洽较早的是黑龙江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经我方说服，不到2周【译者注：张于10月1日公开投敌】宣布归顺。与此同时，各实力派人士都在寻找其他门路与我军接洽，我前面说需要张学良军的情报根本不用费力搜集，自有人会呈递说的就是这些实力派人士。这就是关东军上下认为：驱逐张学良乃是符合满洲民心民意的行为，更坚定了信心。

其三，陆军中枢机关的强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是金谷范三，他知道朝鲜军的想法后本能地表示支持，不过南次郎陆相刚在内阁会议上勉强承认「不扩大」，因此先把增兵的想法压了一下，直接进宫汇报「朝鲜军越境」——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试探上意。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强烈反对陆军中枢增兵，理由是两条，第一条「需要支出经费的增兵不经过内阁批准而仅由统帅上奏，极为不妥」，第二条「参谋总长的决定不与军务局长、军事课课长商量，仅仅得到陆相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这意味着对局长、课长极大的不信任……」

这种话放在现在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小小的课长居然敢叫板总长？【译者注：好比国务院处长绕过司长叫板部长】，但在当初中层一致的气氛下却得到很多人支持，认为陆军首脑作出决策必须经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部长、局长、课长之间讨论，意即必须经过中坚幕僚这一渠道。对这种叫板，陆相和总长颇为无奈，他们不可能与全体手下对着干，便表示认可这说法，所有决策都讨论过再运行。

这里有问题需要澄清，永田铁山这时反对增兵真是主张「不扩大」么？非也！他心底赞同采取果断行动，但为达成中层一致，先要把节奏缓一缓，他认为策略和最终目标不一致不妨碍达成结果——这种做法虽然显得权术高明，但会让很多人看不懂，后来他被刺身亡不能不说与这种性格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中层一致后，陆军中枢机关态度变得十分强硬：认为撤军或其他解决方法应以军队为主导，如果政府一力压制，则陆相准备辞职倒阁，用实际行动维护「统帅权独立」，不过到9月24日前，陆军中枢机关依然维持「不扩大」方针，但意见已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种态度文官派们也清晰感受到了，以至于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若槻礼次郎首相报告朝鲜军已擅自越境、请求内阁予以理解时，首相为避免内阁倒台，还安抚道：「既已出动，岂非无奈？」

实事求是地说，「不扩大」方针还有一定效果：9月22日关东军要求进攻哈尔滨「保护侨民」，陆军中枢就没有批准，9月24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过几个课长的反对，下达「除吉林外，从满铁附属地外围撤回部队」的命令，甚至隔了2天之后还希望从吉林撤军。但遭到关东军抵制，这条命令最终没落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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