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三章（2/2）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兵器居多，而铭文本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珍爱。

广州博物馆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剑出土于陕西，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剑色为水银古，时至如今，依然锋利，削铁如泥。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技术优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出的越王剑 容庚旧藏

说起这把剑的收藏过程，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1931年，容庚先生在北京式古斋初得此剑，开始时误将「王戉」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卿王戉」，因此没有予以重视，把此剑转卖给了另外一位铜器收藏家于省吾。后来容庚先生在阅读《周汉遗宝》一书时，发现「戉王矛」，即刻反应过来，「王戉」二字应为「戉王」，该剑是为「越王剑」，价值颇丰，为该剑的转手深感可惜。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契机，容庚先生偶然得到了师旗鼎，而此鼎的收藏价值同样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先生可以割爱转让。借此机会二人几经商议，才最终达成以师旗鼎换越王剑。越王剑至此才回到容庚先生的手中。

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在《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中说：「从1928年先生收藏昜儿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余载」。这一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数据，使他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蒋志华指出，1947年容庚先生携全家南归广东。途中青铜器被撞损约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铜器，包括现藏国家博物馆、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栾书缶等，此外还有一批青铜铭文拓片。他依托对青铜器铭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写出的中国当时最完备的金文本典《金文编》，至今仍是文本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展出的青铜器

从文物铭文到青铜器文物专题展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展览从策划到推出长达一年多。最初的设想是以青铜器铭文为切入点，扩展到其他材质器物的铭文，展现馆藏铭文文物的风貌。但随着展览筹备的不断推进，发现仅铜器已经足够撑起一个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弃了其他材质的器物，专攻铜器。

李民涌说，青铜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岭南地区来说，是个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此次展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睹本地文博机构青铜器的收藏水平。广博的相关收藏在本地来说是较为种类齐全、时间跨度长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文物就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剑等，都非常珍贵。

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镜中乾坤 托物寄情」选取伏兽钮「大乐未央」铭蟠龙纹镜、菱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素铜镜、中国铭七乳瑞兽纹镜等汉至明清时期有铭铜镜，通过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铜镜铭文，带领观众感悟蕴含在其中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等等。

第三部分「朱白之间 印下众生」甄选汉至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材质的官印如「广州番禺县丞司朱记」印、周君时六面铜印等，和刻有馆斋、鉴藏、闲文、吉语、花押等私人印，从带有丰富史料信息和用户个人信息的铭文中，窥见古代社会信用、官制礼仪与人际交往等习俗。

第四部分「方圆兴衰 古泉吉语」特选秦半两铜钱、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等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流通货币，部分体现书法之美的汉莽货泉铜钱、两宋御书钱，以及饱含美好祝愿的清「顺风大吉」花铜钱、清五子登科佩钱等压胜钱，从这些小小方圆之间领悟朝代兴衰、百姓民生。

此外，此次展览也是对「铭文」知识的一次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展」是广州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广东大观博物馆合作办展的首次尝试。展览中还能看到许多其他历史时期珍贵铜器，「周君时六面铜印」1955年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别为：「周承公」「周君时」「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记」。除「臣承公」外，其余各面铭文都有边框。广博专家介绍，印文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有关，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职官身份等，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牋」「白事」等，反映了当时的文书格式和封缄制度。「白记」是汉朝时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