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贾汪煤矿（一）（2/2）

林淮唐对贾汪煤矿的历史，之前已经提前做了很多功课。

中法战争以后胡恩燮因年老多病，长期养疴于南京，徐州利国矿务局的工作乃交由其子胡碧征负责。胡碧征是秀才出身，随父办矿颇有经验，这时他因蔡山煤矿地下水泛溢，乃在铜山县境内的青山泉另开新井。从此，青山泉遂成为徐州著名矿区之一。

光绪十三年，胡碧征正式接替父职，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任命为利国矿务局「总办」。他为了打开局面办好煤矿，也搞了一些引进近代工业机械设备的改良措施，整顿矿场，提高工效，勉力维持徐州煤矿开发的局面。

但是由于洋煤入侵，加之当时津浦铁路尚未修建，徐州煤炭由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同洋煤竞争，很快还是出现严重亏损情况。之煤又以运输成本高昂而出现亏损之局。

以徐州煤的主要销售地南京为例：当时南京有两座军火工厂，即「南门外制造局与通济门外棉花火药局」，两厂「约计每日各用煤数十吨」，合计每天共用煤百吨之谱。市场供应的情况是：「洋煤」用轮船运来溯江而上，安徽池州之煤则沿江东下，运输成本均甚低廉。可是，徐州煤炭需先用笨重牛车拉到运河边上，然后再装上木船南运。而运河水道悠长，闸道重重，再加上「水有涨渴」往往稽延时日，造成了煤炭的损耗和运输成本的增高，这就大大削弱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出现「存煤山积，坐亏成本」，连煤也运不出去的情况。

胡碧征为了摆脱困境，乃于1887年前往天津，面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将全矿归公，由海军衙门筹款大办」。所谓「大办」即挖深井以提高产量，修铁路以济运销。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乃命手下洋务要员马建忠、盛宣怀负责处理，经他们派人勘查后均赞成接办徐州矿务。但此时海军衙门的款项因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李鸿章已经无力再呼出巨款数百万元来经营这一企业。

这以后徐州煤矿的开发中心就从青山泉转移到贾汪，贾家汪一带的优质煤矿开发基础相当好，后来又陆续引进了更多近代化机械设备。然而由于运销困难，再加上苛捐杂税过多，办矿形势依旧很差，直到庚子新政以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有意于兴办地方实业，胡碧征乃向他上书请求以官府之力「包举全局」、「大兴煤铁」，并提出修铁路、购机器、浚河道、造船舶等一系列全面开采徐州煤铁矿业的宏伟计划。

但宣统元年，端方忽然调任直隶总督，「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接办徐州矿务之事遂寝。再经过辛亥年南北两军围绕徐州展开的一系列战事，矿局工业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胡碧征在绝望中离开徐州，胡氏父子两代人对于徐州工业的一切努力，终于迎来完全的失败。

胡氏父子虽然眼光较洋务运动一代人更高明许多，但他们的理念依旧无外乎官僚资本主义的范畴，虽然比之自然经济、封建主义已有很大进步。

但在林淮唐看来，搁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面，官僚资本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其实都没有发展起来的合适环境。

胡氏父子所遇到的重大危机，如中法战争造成利国驿铁矿破产，洋煤倾销导致徐州煤矿经营困难，人亡政息导致一揽子的工业计划半途而废，战争动荡造成的机械设备破坏和技术工人流失……这一切情况，都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能改变的。

目前徐州煤矿的产权握在袁世凯的从兄弟袁世传手中，袁世传和袁世凯是同一曾祖父的从兄弟。袁世凯的爷爷袁树三是大哥，袁世传的爷爷袁甲三为二弟。袁氏家族靠袁世传的爷爷袁甲三起家，袁甲三中进士，官职做到了一品；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又考中了进士，也做到了一品官；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也就是袁世传的生父，官做到二品，袁家「父子两进士」、「一门三公」，也是所谓世受清朝皇恩的望族。

辛亥革命时徐州动荡不已，北伐军在徐州和第五镇交战时，胡碧征就已经逃去了天津，并在那里以极低价格把贾汪煤矿的股权尽数出售给了袁世传。

而袁世传之所以敢于在这种时候收购股票，也无非是因为他从袁世凯那里了解到了南北议和在即的情况。

林淮唐说：「贾汪煤矿是徐州现有工业的中心，如果我们放任产权问题不去解决，那说到底，咱们在徐州搞的开发建设，就变成为袁世凯、袁世传等一班官僚资本搞开发，而不是为民国的国民做建设了。」

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之前，股票错杂、规格不一，贾汪煤矿本身作为清廷官督商办的产业之一，产权关系本就非常复杂，胡碧珍时期推行了公募商股的政策以后，还导致大量「不记名股票」可以在市面上自由流通。

现在袁世传虽然从胡碧征那里，名义上获得了贾汪煤矿的产权，但林淮唐还在上海的时候，就找过社会党内部的几位金融和法律专家研究过相关问题，当时兴闽银行的总经理黄少通就说过，以目前情况，袁世传对贾汪煤矿的产权很不清晰，如果徐州方面坚拒袁世传来夺权，煤矿是一定可以保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