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满洲事变(1)(1/2)
刚才说到满洲事变在谋略上、在心理上、在内部思想统一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为什么选择9月18日而不是10月18或者更早或更晚的时间呢?这里有两个诱因:
其一是中国内部的政治危机。蒋政权在昭和5年击败地方实力派后并未完全消灭对手,而是将削弱了对手纳入自己的阵营,虽然快速解决了问题,但却给后续政治、经济、军事埋下隐患,和日本全军一统的体系明显不同,中国内部总有嫡系部队、杂牌军的说法,杂牌军哪里来?就是这些被他吸纳进本方阵营的军队。
蒋介石本人当然无时无刻不在推动消灭这些杂牌军,采用了很多办法:分化、瓦解、收编乃至借外人的手消灭,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为杂牌军太多、嫡系部队太少,持续了十几年都消灭不了,且这种手法会让所有人都身怀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灭为由,我可以举例说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过半年时间,蒋介石便勒令杂牌军对湖南、江西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动两次大规模清剿活动【编者注: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连续失败。蒋除了生气之外并不心痛,因为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打算要消灭的杂牌军,根本不放在心上。
运行这两次清剿后,蒋介石认为对内部威压已具备条件,便在当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引起国民党内其他实力派严重不满,为压制这种不满,他在南京汤山软禁党内元老、重量级人物胡汉民,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卫)派、桂系(李宗仁派)、孙科(编者注:孙中山之子,传统派)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彷照孙中山护法战争时做法,在广州另立政府,称广州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
【编者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合作,最终粤、宁两派息争,于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广州政府取消,由林森为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帝国,三次会见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换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至于为什么拒绝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认为广州派能成事,广州派手里没有基干军队,有的军队都是惧怕蒋介石吞并的杂牌军,只要蒋介石稍微施加军事或政治或经济压力,这些军队就很容易反水。
在内部危机时刻,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运行清剿【编者注:1931年7月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清剿有胜有败,如果蒋介石内部不遭遇那么多反抗,这次行动成果也许会更大,但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矩、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其实就是地方实力派,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清剿自然也只能暂停。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这就使石原莞尔认为,如果我们在满洲运行行动,有很大概率不会遭遇来自南京政权的反对,关东军只要关注张学良的兵力即可——这是他相当高明的判断,事态发展完全没有超过预期。
之所以担心南京政权反对,倒不是说帝国陆军打不过中国军队,而是关东军担心扛不住巨大压力,南京政权再怎么弱小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引发事态扩大化,不仅国际要干涉,国内也会施加压力,这不是只有区区大佐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时候主要功劳也是上面的,他们两人如何甘心?——这句话不是我编排石原元帅,是他主动和我说的,都过去这么多年,早已尘归尘、土归土,我没必要撒谎。
其二,满洲地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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