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纵横捭阖(2/2)
念到「饥饿、屠杀、军事独裁」时,她顿了一下。
这时,卡洛斯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他从外套内袋里掏出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印第安老人坐在泥屋前,眼神空洞地看着镜头。
卡洛斯用食指重重指着照片背面的一行西班牙语小字,然后用生硬的中文念出他自己翻译的意思:「我的父亲,1963年,死于联合果品公司的驱逐队。他们说他妨碍种植园扩张」。」
人群静了一瞬。
第二张是彩色照片,但颜色已经泛黄。
一群穿着槛褛的矿工站在巨大的矿坑前,像一群蝼蚁。
卡洛斯的声音开始发颤:「我的叔叔,1971年,塞罗·德帕斯科铜矿坍塌。美国公司说「安全成本太高」。尸体————很多没挖出来。」
他擡起头,棕色的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但没流下来。
他用一种混合著西班牙语腔调和语法错乱的中文说:「你们知道————在利马,我们学生佑行,举着牌子,上面写:我们的现实不是魔幻,是狮体。」警察用警棍打我们,说我们————破坏国家形象。」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大字报上「军事独才」四个字:「1976年,我十六岁。夜里听见枪声。早上,邻居家的哥哥不见了。后来在河里找到。胸口有————这个。」
他用手指在空气中画了个圆圈,「电击棒的痕迹。漂亮国制造的警棍。」
「所以,」他的声音突然提高,几乎是嘶喊,「当欧洲人说我们的文学魔幻」时,我们想砸碎他们的眼镜!因为他们看不见血!只看见————异国情调」!」
最后四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eoticflavor」,然后狠狠呸了一口。
整个三角地鸦雀无声。
风刮过白杨树,哗哗作响。
突然,人群后排一个男生用沙哑的声音问:「卡洛斯,你们拉美人————怎么记住这些事?」
卡洛斯转向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两个词:「口传。和艺术。」
他解释道:「我们很多家庭,不敢写下来。军事政府会搜查。所以祖母讲给母亲,母亲讲给我。用歌谣,用壁画,用————文学。但文学到了欧洲,就变成了魔幻现实主义」。像伤口被涂上了好看的颜料。」
他顿了顿,看着周围一张张年轻的中国面孔,一字一句地说:「许成军先生的文章,昨天有同学翻译给我听。我读到那句————当拉美的苦难被包装成异域风情的文学奇观时,历史责任就被美学化了」。我哭了。」
「因为终于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同样有过苦难的民族的年轻人,看懂了这不是美学,是伤疤。」
他说完这句话,把两张照片小心翼翼地贴在大字报下方,后退一步,深深鞠了一躬。
不是日本式的那种,是拉美人那种上半身几乎折成直角的、沉重的鞠躬。
然后他转身,快步离开。
他走后整整一分钟,没人说话。
突然,那个历史系男生往前走了一步,蹲下来,仔细看那两张照片。
他的手指悬在照片上方,微微颤抖。
紧接着,另一个男生摘下眼镜,用力揉着眼睛,低声骂了句脏话:「操————真他妈像」」
像什么?他没说完。
但所有人都懂了。
第三波冲击直达文化部。
下午两点,某司的会议室里烟雾弥漫。
一位领导把《光明日报》拍在桌上:「这个许成军,政治上可靠么?」
秘书赶紧汇报:「我们研判认为政治上可靠。」
「可靠?」
他指着文章最后那段,「我不是为国际学术界写作,我是为那些在别人的概念里失语的中国现实写作」——这话没问题,但太尖锐了。现在外面什么反应?」
「学界————反应很大。」
秘书斟酌用词,「很多老同志被将了一军。许成军引的那些外文数据,咱们这边很多人没见过。」
领导沉思良久,终于说:「给周阳同志办公室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态度。另外————」
他顿了顿,「通知《文艺报》,不要再发批评文章了。这场辩论,到此为止。」
第四波冲击在社会层面发酵。
下午,上海福州路报刊亭前再次排起长队一不是买《读书》,是买《光明日报》。
摊主老陈这辈子没见过这场面:一份党报,被抢得像电影票。
「给我来五份!」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气喘吁吁。
「限购,一人一份!」老陈头也不擡。
「我帮同事带的!我们厂里宣传科要学习!」
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上演。
印刷厂加印三次,还是供不应求。
很多人买不到报纸,就站在报刊亭前借阅、抄录。
京城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有人自发组织朗读会—不是读诗,是读许成军的文章。
最让人意外的是工人群体的反应。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宣传栏里,贴出了厂文学小组写的评论:「我们工人不懂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们懂什么是别人的尺子」。八级工老王用的游标卡尺是国产的,量出的零件严丝合缝;新来的技术员小李非要迷信德国尺子,结果做出来的配件装不上。许成军同志说的就是这个理——尺子再好,得量得准咱们自己的东西!」
朴素,但一针见血。
第五波冲击在国际学界引起回响。
傍晚,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接到了二个越洋电话。
第一个来自墨西哥学院,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我们看到了许成军先生文章的英文摘要。请问能否获得全文授权?我们想翻译成西班牙语,在《美洲之家》杂志发表。」
第二个来自日本东京大学,拉美文学研究者铃木昭男:「许成军君引用的哈瓦那文件,我们东大也有副本。但他对文件的解读非常独到。我们想邀请他参加明年在东京举办的「亚洲视野中的拉美文学」研讨会。」
陈光复握着听筒,手在抖。
这些国际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平时想联系都联系不上。
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因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文章。
晚上七点,央视《新闻联播》后的《晚间新闻》节目,用三十秒报导了「文艺界关于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
镜头扫过《光明日报》的版面,主播的措辞极其谨慎:「近日,文艺界围绕文学批评方法展开深入讨论。学者们认为,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创建既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没有提许成军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此刻,风暴眼的中心,朱冬润先生的书房里,却异常安静。
许成军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十几封刚收到的读者来信。
有赞扬,有批评,有求教,有谩骂。
他逐一阅读,面色平静。
朱冬润坐在对面的藤椅上,闭目养神。
良久,老人开口:「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
许成军点头:「听到了。」
「什么感觉?」
许成军想了想:「像————像站在台风眼里。四周狂风暴雨,但中心是静的。」
朱冬润睁开眼睛,笑了:「这个比喻好。成军,你知道你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不是你树敌太多,」朱冬润缓缓道,「是你赢得了太多不该赢的胜利。」
见学生不解,老人解释道:「你今天这篇文章,把学界一批权威的脸打得太狠。他们现在沉默,不是服气了,是暂时没找到反击的角度。但这些人掌握着学术资源、期刊版面、评审权力。你断了人家的路,人家能不记恨?」
「那怎么办?」
「两条路。」朱冬润竖起两根手指,「第一,趁热打铁,把你的理论体系建起来。光破不立,迟早会被反扑。第二————」
老人顿了顿,目光深邃:「跳出文学圈。你现在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文艺界了。工人、学生、普通知识分子都在看你的文章。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触动的不只是专业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焦虑——中国怎么看待世界,又怎么看待自己。」
「下一步,你要把这个思考,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历史怎么书写?经济理论怎么选择?现代化道路怎么走?这些都是「尺子问题」。」
窗外,夜幕完全降临。
但复旦校园里灯火通明,到处是讨论的人群。
辩论没有因文章的发表而结束,反而进入了更热烈的阶段一只是这一次,辩论的内核不再是「许成军对不对」,而是「如果许成军是对的,我们该怎么办」。
在北大,学生开始组织「重读外国理论」读书会,口号是:「不跪着读,要站着想」。
在南开,经济系的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讨论:「西方经济学模型这把尺子」,能量准中国的经济现实吗?」
在武大,历史系的研究生们争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是不是也是一把需要反思的尺子」?」
一场关于文学概念的辩论,就这样意外地撬开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闸门。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刻正坐在书桌前,铺开新的稿纸。
标题还没想好,但第一句话已经浮现在脑海:「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现实之树常青。」
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就这样在许成军这篇纵横捭阖的长文中,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