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高松冢古坟是陪葬墓(1/2)
何为同范镜?
字面意思,同范镜是指用同一枚镜范铸造出来的铜镜。
当然,中日双方学者,对于同范镜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日方学者普遍承认同范镜的存在,然而,前世中国却有学者认为陶质镜范无法经受多次浇铸,所谓的同范镜更有可能是同模镜,即由同一件「母模」翻制多枚镜范用于铸造铜镜。
但是吧,不管是「同范镜」还是「同模镜」,对于两个镜子的来源,都不太影响,基本上都是说一个镜范造出来的镜子。
苏亦参观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馆藏的「海兽葡萄镜」之后,提出中国陕西唐墓「独孤思贞之墓」中存在一个同范镜。
这个说法一抛出来。
直接把末永雅雄炸蒙了。
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意味着,困扰着日本学界多年的高松冢断代问题,很有可能就因为「独孤思贞之墓」
出土的同范镜而得到解决了。
于是,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苏亦以及夏鼐两人了解独孤思贞之墓的情况。
对此,苏亦只能让夏鼐来解释。
他对独孤思贞墓的发掘背景,肯定没有夏鼐熟悉。
夏鼐解释道,「1956—1958年,为了配合我国西安的建设工程,我们考古所在西安先后清理了隋唐墓葬六座,这六座墓都有墓志,其中一座隋墓,五座唐墓,而独孤思贞墓,就在今西安疆桥区洪庆村之南。此墓与独孤思敬和杨氏墓在同一墓地,东西并列成一排,是其中西端的一座。这个地方,在唐代应该属于京兆府万年县铜人原,其墓地,则与汉文帝的霸陵隔河相望。」
以上,就是独孤思贞墓的基本情况。
夏之所以重点强调六座墓都有墓志,潜台词就是说,在断代上,独孤思贞墓是非常清晰的。
剩下的部分,他并没有继续解释。
而是望向苏亦。
「实话实说,我对独孤思贞的生平,并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就由你跟末永雅雄先生解释吧。」
夏鼐是真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就没有人清楚了。
反正,他已经把解释权再一次交回苏亦手中。
好在苏亦并没有让他失望。
苏亦接过话头说道,「独孤思贞是唐昭宗时任宰相的独孤损的祖辈。据墓志,他在武则天时为朝议大夫,行乾陵令,死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而于神功二年(698)迁葬于铜人原的墓中。」
这话一出来,末永雅雄就问道,「这么说来,墓内的那面海兽葡萄镜,可能是万岁通天二年(697)死后就随葬的,也可能是神功二年(698)迁葬时才随葬的了?」
苏亦点了点头,「确实如此,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铜镜的断代,影响并不大,毕竟只是一年之差,我认为相比较随葬年代,铜镜的铸造年代更加重要。」
对此,末永雅雄也是认同的。
想要利用铜镜断代,就要弄清楚铜镜的铸造年代。
它是独孤思贞之墓的随葬品,不代表它就是独孤思贞死去那一年铸造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苏亦先生,你认为这枚铜镜是什么时候铸造的呢?如果你认为它与我们高松家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是同范镜,那么这两枚镜子又是如何分属两地,并且成为它们的随葬品的呢?」
听完苏亦的解释,末永雅雄终于问出最为关键的问题。
知道同范镜,可以为高松家提供断代根据。
但是它们怎么到分属领地的墓葬,这就是关键了。
他问出这个问题,就想知道苏亦对此是否有深入的研究。
别说,对此,苏亦还真有。
「我国的王仲殊先生72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日本高松家古坟简介》,可以说,我对于高松家古坟的了解,就是从王仲殊先生的这篇文章开始的。
当时,他也注意到海兽葡萄镜的问题,还举例了不少我国墓葬之中出土的相似海兽葡萄镜来推测贵国高松家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是由我国传入的。
进而推测,高松家古坟的年代亦应在七世纪末期或八世纪前期。
并且从我国唐铜镜在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例子判断,高松家古坟的年代晚到八世纪初的可能性最大的。」
对于这篇文章,末永雅雄并不陌生。
他说道,「王仲殊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也看过,它曾经由我国九州大学考古学教授冈崎敬先生译成日文刊登在1972年12月1日的《朝日杂志》上。
当时,确实在我国学界上造成不小的影响。不过王先生这一篇文章,并没有详细论述海兽葡萄镜是如何传入我们日本的。
同样也没有提及唐代独孤思贞墓有出土过海兽葡萄镜的同范镜。」
老先生连文章的发表日期都记得这么清楚。
说明他确实对王仲殊先生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了。
毕竟,本国唯一的壁画古坟由他国学者来断代,由不得他们不重视。
毕竟72年,两国开始正式建交。
刚建交,就有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同年发掘的高松家古坟,这也是一件值得末永雅雄自豪的事情,这说明啥?
说明他们高松家的发现,也在海外造成一定的影响。
不然,怎么会有中国学者的关注呢?
只是没有想到7年过去,一个从中国过来的16岁少年,又再一次因为海兽葡萄镜的问题给出新的考古论述。
甚至,末永雅雄还有些疑惑,为什么五十年代发掘的唐墓,72年的时候,王仲殊不在文章之中提及,偏偏由苏亦发现了。
这是巧合吗?
还是杜撰的?
不仅末永雅雄意识到这个问题,夏鼐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此,不等苏亦说话,他就帮忙解释道,「五十年代在西安发掘的这些墓葬,因为某些历史原因,在过去的那些年,它们的发掘报告并没有整理出来,直到这几年我们考古所研究人员才有精力去整理数据,并且于今年才发表了一篇发掘演示文稿。
正式的发掘报告,还没有出版。因此,当年王先生没有发现这一枚独孤思贞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也可以理解。」
末永雅雄恍然,表示了解。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夏鼐会说苏亦运气好的原因。
现在这批隋唐墓葬的出土物已经被考古所整理发表,那么王仲殊又是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他肯定会注意到了。
只不过他身处国内,并没有出访日本,自然不会就这个问题继续写文章。
偏偏在这个时间段,苏亦通过演示文稿发现这个同范镜,并且率先在日本同行面前说出来。
未来这必然就会成为苏亦的研究成果。
至于王仲殊,有没有发现这枚独孤思贞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海兽葡萄镜的来源,并非苏亦杜撰。
而中国方面又确实在独孤思贞墓发现海兽葡萄镜的同范镜,那么接下来,苏亦的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眼前这个少年,发现这一枚同范镜之后,是不是有进一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毕竟考古材料就在那里。
能不能通过材料来发现问题,才是一个学者研究水平最为直接的体现。
眼前这个少年,是胸中有乾坤,还是泛泛而谈,就看他接下来,会给出何种解释了。
不仅末永雅雄期待着。
就连夏鼐也期待着。
好在,苏亦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他确实给出自己的分析。
「我个人认为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铸造的年代与对方死亡的年代,应该不会相处太久。这一点,我是从镜子的形制与花纹来判断的。
出国之前,我就研究过同类型的海兽葡萄镜,并非凭空捏造。
比如,71年发掘的唐代郑仁泰墓葬,就曾经出土过一枚残破的海兽葡萄镜,它的形式比独孤思贞墓的海兽葡萄镜要早得多。
而,根据墓志判断,郑仁泰墓的年代为唐高宗麟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64年,确实比独孤思贞死亡的697年早。
此外,1955年,又在西安东郊十里舖发掘出一座唐墓,它也出土了一枚海兽葡萄镜,在形制与花纹上与独孤思贞墓的海兽葡萄镜十分相近,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虽然这座唐墓没有墓志,但从墓内其他随葬品可以判断,其年代应该在八世纪前期,也就是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
因此,就算将这个墓葬的年代,再往前推移,我个人认为也不会比独孤思贞迁墓与妻子合葬的年代更早。
所以我个人判断,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的铸造年代应该在七世纪末,不会更早了。」
听到这话,不管是末永雅雄还是夏鼎,脸色都发生了变化。
这少年,是真的对海兽葡萄镜有研究啊。
要不是有深入研究,怎么可能拿独孤思贞墓葬的海兽葡萄镜与其他墓葬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做横向对比呢。
这就是考古学经常采用的器物排队方法。
利用类型学去研究考古学的断代分期问题。
甚至,末永雅雄都怀疑。
夏鼐特意带眼前这个少年过来参观高松家古坟就是有备而来的。
然后,只有夏鼐最清楚里面的真相。
来之前,他根本就没有跟苏亦深入讨论关于高松冢古坟的问题,这一趟把苏亦带来日本,并不是让他一鸣惊人的,更多是让他过来学习,增加一些见识,然后在国际同行面前刷一下存在感,给他未来增加一些履历。
仅此而已。
然而,他哪里想到苏亦肚子还有这么多存货。
竟然对铜镜也有研究。
在这个方面,他根本就没有师承。只能说明,是他自己感兴趣,才去研究的。
靠自己的摸索,就能够说得头头是道,这就相当了不得。
不过,为了严谨,他还是问道,「你刚才提的两枚海兽葡萄镜,也是从文献上看来的?」
苏亦点了点头,「是的,前者出自于72年《文物》刊登的《唐郑仁泰发掘演示文稿》,后者则出于今年刚刚发表的独孤思贞墓同一份发掘演示文稿之中。」
夏鼐恍然。
他的问题,也算是给苏亦背书了。
也算是跟末永雅雄说明,苏亦并不是胡扯的,都是通过公开发表的考古文献得出来的结论。
未来,末永雅雄想要验证的话,也很容易。
主要是这不是写文章,不然,直接引用参考文献即可,也不需要这么麻烦。
末永雅雄并没有怀疑苏亦所说的真实性。
这少年能够说出这些判断,就说明他确实对海兽葡萄镜有研究,不然想要杜撰出来这些内容,也不容易。
刚才苏亦的话,算是解决了独孤思贞海兽葡萄镜的铸造年代问题。
也就相当于解决了高松冢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铸造年代,毕竟它们是同范镜,是同一批被铸造出来的铜镜。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测出来高松家古坟的年代问题。
最早也只能是在七世纪末或者是八世纪之初。
对此,末永雅雄说道,「这么说来,苏亦先生也是认同贵国王仲殊先生给出的年代判断?」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根据我的研究,王仲殊先生此前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末永雅雄接着问道,「那么这枚海兽葡萄镜是如何传入日本,成为高松冢墓主的陪葬品的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既然眼前的少年,能够论述出来独孤思贞海兽葡萄镜子的铸造年代,他就更加好奇对方能不能给出关于高松家古坟墓主身份的推测。
这个问题,不仅末永雅雄好奇,就连夏鼐也好奇。
苏亦很快就给出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它应该与栗田真人为节度使的日本第七次遣唐团有关。」
这话一出来。
不管是末永雅雄还是夏鼎,都不算意外了。
苏亦刚才的一大段论述,几乎就相当于把答案写在脸上了。
与独孤思贞墓年代相近的中日两国历史大事件,基本上就只有这么一件。
粟田真人是日本奈良时代公卿,第七任遣唐使执节使,官至正四位下。701年受文武天皇任命率团赴唐,携《大宝律令》推动中日制度文化交流。
那么为什么不是第六次遣唐使呢?
主要是第六次遣唐使是在天智天皇八年(669)被派遣到大唐的,距离第七次派遣唐使足足相隔三十余年。
了解两国历史的人,听到他前面的铺垫,都很容易就推测出相关结论。
这一次遣唐使,虽然是701年被任命,但出发时间却是702年。
但不管如何。
高松家古坟这一枚海兽葡萄镜,传入日本,都跟这一次遣唐使团有关了。
至于是如何带回来日本,就靠翻阅史料来考据。
先不去理会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苏亦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
于是,末永雅雄好奇道,「那么苏亦先生认为,这枚海兽葡萄镜,是如何到达遣唐使团的手中呢。」
苏亦说道,「我有两个推测,第一个,可能是官方赐予使团的,第二个,可能是使团从市集上购买的。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可以论证的。」
「能够详细展开说一说吗?」
「据《旧唐书·东夷传》和《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初期,日本的遣唐使归国时在长安收购了许多书籍,带回日本。
嗯,我前两日在观看贵国学者木宫泰彦先生的《日华文化交流史》,就曾经提及《新唐书》将此事加在粟田真人身上,是错误的,购书者应是元正朝遣唐的押使多治比县守。
虽然史书被校勘错误,但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贵国的遣唐使们是存在购买能力的。
根据贵国方面的文献记载,每一次遣唐使归国,总是要带回许多大唐的货物。
甚至,还出现遣唐使团的人员,为了购买大唐的物品,发生触犯大唐禁律的情况。
因此,不管是第七次遣唐使团的使臣自行购买铜镜,还是被大唐皇帝赐镜,都是符合史书记载的。
,」
对于这个推测,末永雅雄点了点头,并没有太过于纠结。
学术研究嘛,就是这样。
只要事先有假设,是很容易找到相关史料来背书的。
同样,苏亦连他们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先生的《日华文化交流史》的书籍,都观看了,那么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少年日文水平相当了得。
不然,不可能如此随意阅读地日文版学术著作,要知道这本书,可是没有中文版的。
如此年纪,就能够通读日文文献,还能够举一反三,这样的少年人,别说在中国,就算是日本,也是绝无仅有的。
能够培养出来这样一位少年,何其难得。
既然海兽葡萄镜传入日本的途径有说法了。
那么剩下就是高松家古坟墓主身份的判断问题。
要是眼前这位少年,真的能够把这个问题也考据出来,那就相当的了不起了。
这一刻,他隐约有些期待,感觉自己已经距离真相被破解出来的那一刻不远了。
眼前这个少年,应该可以继续创造奇迹。
对此,他充满信心。
于是,末永雅雄再次问道,「那么关于高松家古坟墓主的身份呢?你是否也同意贵国王仲殊先生的判断,也倾向于认为他就是天武天皇的第九子忍壁皇子?」
王仲殊先生在1972年的发表的文章《日本高松家古坟简介》一文之中,就曾经说过推断墓主为忍壁皇子。
不过因为他在72年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因此,也只是给出推测,并没有进一步论证。
苏亦既然认同王仲殊关于高松冢出土海兽葡萄镜子的铸造年代,那么在末永雅雄看来,他应该也是王仲殊观点的捍卫者。
这一点,末永雅雄没有猜错。
苏亦确实认同王仲殊的观点。
国内就只有这么一个前辈研究高松家的问题,并且还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他不捍卫对方学术观点,难不成跑过来捍卫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
更不要说,他之所以会对古代铜镜有所研究,就是因为受到王仲殊先生的观点的启发。
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因此,他再次点头,「确实如此,我也倾向于认为墓主就是忍壁皇子。不过王先生的文章的论述比较简单,并没有提及第七次遣唐使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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