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参观京都大学(2/2)
文化人,都可以这么玩吗?
等渡部忠世告辞,两人离开餐厅,返回客房,张国伟还感慨道,「没有想到小苏老师,你的日语会这么好。」
苏亦解释道,「我们北大的师长,不少人日文都不错,尤其是我的导师宿柏先生,都可以直接翻译日本学者的专着,所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学。」
张国伟恍然,「可就算如此,您语言天赋也太好了,不愧是天才啊!」
没有错,不合适的现象,用天才来解释就可以。
他前世也学过一些日文,为啥用的?主要是为了出国留学用的,最后,也用不到,多好不见得,但确实学过,再加上这段时间的刻意强化,进步不小。
此外,他前世也来过好几趟日本,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大部分都是过来游玩。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不管官方关系怎么变化,在民间确实不少人都喜欢日本文化,动漫音乐轻小说,各种二次元文化,在民间都非常受欢迎。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
同样,在这个年代,不少学者跟日本学者的私交也都非常不错,甚至,不少人都结下一辈子深厚的友谊。当然,也不妨碍大家都喜欢抗日剧就是了。
至于对渡部忠世,就当一个普通的日本学者来对待即可,他也不会因为对方给他提供的良好情绪价值,而产生什么感动之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年代,对于稻作起源,稻作文明的重视,除了国内就属日本。在这个方面,想要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跟日本学者交往是不太现实的。
早餐结束,又在客房看了一会文献,张国伟就转告他,夏鼐先生已经返回会馆,随同而来还有京大的桶口隆康教授。对方是他们代表团的主要接待人物,基本上访问行程都是由对方来安排。
这一天的行程也比较简单,就是参观,然后开座谈会,这基本上也就是整个学术代表团的主要日程,参观,然后召开座谈会,期间,也会举办一些报告会,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流程。
都来到了京都大学了。
那么参观的第一站,自然就是京都大学,确切来说是京都大学的考古学研究室。
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高校,大多采用德国模式,二战以后,基本上转向美国模式,比如,京都大学就在保留自身传统和德国教育模式影响的基础上,部分吸收了美式教育的一些元素。
典型的就是,这个年代的京都大学还是讲座制与选课制并行。此外,它采用的是学部制,而不是学院制。
而考古专业,就是归于京大文学部史学科,这一点,跟北大差不多。
因为大家住的就是京大会馆,距离京大考古学研究室不远,并不需要乘车,大家就直接从会馆移步过去,虽然说周杨是代表团团长,但是他身体不好,并没有陪同众人参观,这样一来,真正担任领导的就是夏鼐本人,这也是为什么会把第一站放在考古学研究室的原因。
实话实说,京大的考古学研究室条件确实比北大考古教研室的条件好太多,虽然都是两国顶级学府的考古学专业,但是这个年代的北大跟京大这边,还真没法比。
甚至,京大的考古专业,创建的比北大还要早。是滨田耕作在1916年创建的,而滨田耕作算是夏鼐的师兄,两人都在伦敦大学考古专业留学。并且,早先北大创建考古专业的时候,夏鼐先生还拿滨田耕作的《考古通论》来当做教材讲课。
可以说,国内考古学在早期确实受到日本考古学不小的影响,最早一批考古学教材大部分使用日本的,就连当年马衡在北大创建考古专业的时候也没少征求滨田耕作的意见,对方也给出了一系列建议,最终没能落地就是了。
前世,苏亦来了京都好几次,也来过京大参观好几次,但那是游客,没机会来这里参观。
唉,终究是一个土鳖,他本人确实缺乏一些国际视野,在个人积累方面,跟诸位师长真的差不少,想要成为夏鼐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还遥遥无期啊。
一过来这边参观,他出国留学的念头,就突然蠢蠢欲动了。
虽然前世博士在读,但是没有出过国,没有机会到外国留学或者到国外做访问学者,就是不行,眼界确实受限。
当然,他前世读博也出过国,不过去的是东南亚,没法子,谁让他们云大的师长研究的就是这个领域呢。
过来这边参观,主要是观看数据柜,确实有一些东西,比如照相储藏,底片储藏,幻灯片储藏等等,此外还有巴基斯坦出土品仓库。
整个过程都由口隆康负责讲解,他是京大考古专业的资深教授,没有人比他来讲解更加合适了,他讲解,周斌负责翻译。
这可把他这个翻译折腾得不轻,一大堆学术用语,只能硬着头皮翻译。
这个年代,日本考古学在国际交流方面,确实比国内学者走在前面,他们不少人都开始到南亚做各种考古发掘了,国内学者还没法走出国门。
京大考古学创始人是滨田耕作,他被誉为「日本考古学之父」,地位跟李济先生在国内相当。
因此,一开始京大考古学就有对东亚及中亚考古的研究传统。滨田耕作作为日本考古学奠基人,早在1920年代就通过调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高句丽遗址,奠定了「东洋考古学」的基础。这一传统在战后由其弟子水野清一、桶口隆康等人继承并扩展至南亚地区。
水野清一作为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自1969年起多次率领「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学术调查队」赴南亚考察。他的团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白沙瓦等地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重点关注犍陀罗佛教遗址。尽管正式发掘始于1983年的拉尼加特项目,但调查过程中已通过采集地表遗物、与当地博物馆合作等方式积累了大量文物标本。这些标本被带回京大进行类型学分析,成为研究室仓库的早期藏品。
不过,水野清一1971年已经离世,不然,这一次接待代表团,就有他存在了。实际上,日本考古学界,不少重量级的人都已经离世,比如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
京大的考古研究室,最有热度的就是日本出土的汉式古镜。
过去,日本出土了不少汉式古镜:
(1)京都府相乐郡木津町椿井大冢山古墓出土三角缘神兽镜21枚、TLV镜1枚、神兽镜1枚,均藏于研究室;
(2)筑前国系岛郡一债山村田中桃子冢,昭和25年(1950)1月调查,出土三角缘神兽镜6枚、TLV镜1枚、连弧纹镜1枚,其中就有一枚连弧纹镜被藏于研究室。
在这个方面,樋口隆康就是其中的权威。他今年10月份,还即将出版了一本专着《古镜》。专门介绍中国铜镜的起源以及春秋、战国、汉代铜镜等内容,并且收录403副铜镜图片。现在嘛,还没发行,不然估计都会赠送给苏亦他们人手一部。
参观完考古学教研室,大家又转移到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及文学部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京大综合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不少以辽东半岛为主的旧满洲以及东亚地区的很多相关数据。
因为这一次学术代表团,是本着中日友好学术交流过来的,并没有刻意参观这部分东西,直接进入标本室参观。
过来这边,就热闹了。
昨天接站不少日本学者都过来作陪,其中就有林已奈夫、砺波护、贝冢茂树、藤枝晃等人。
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都可以说成是京都学派大本营了。
它的前身就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是以庚子赔款为基础,在外务省的援助下,于1929年成立的。1939年8月,其改为京大附设人文科学研究所,1948年合并东方文化研究所及接管西洋文化研究所,重建成现在的人文科学研究所。
现任所长就是贝冢茂树,他的导师就是内藤湖南,现在京都学派的扛鼎人物之一。
现在的京大跟后世的北大有点像,内设各大研究所。跟现在的北大不一样,因为历史原因,过去国内的高校都学习苏联模式,主要负责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基本交由各大研究所。
而国内的研究所,以前主要是以中科院系统为主,77年社科院成立之后,人文社科方面拆分出来,同样也有不少的研究所。
这也是为啥,学术交流主要是社科院为主,不是以高校为主的原因之一。
参观结束,就开始组织座谈会。
地点就放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因为是座谈会,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者来了不少,除了作陪的几位学者,也陆续有其他学者过来。
比如,天野原之助以及渡部忠世两位教授也来参加。
天野元之助是日本第一代中国农史专家。1948年,他从中国返回日本之后,就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任职,其主要代表作《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增补版于1979年出版。
这一刻,终于有苏亦研究领域相关的人过来了。
可以说,除了渡部忠世之外,都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人,苏亦严重怀疑,他就是过来蹭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