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的番外：潘汉年命运解读（1/2）

上次说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很多读者来问我到底潘「不可用」以及潘后来的下场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写一个番外的番外，该情况与剧情无关，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不看。

潘汉年的情况十分复杂，他的下场与他和各路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大有密切关系，

1925年，潘汉年与博古在无锡有关孙中山追悼仪式上认识，由此两人结识，这一年潘加入了中共。由于潘不但是书香门第之后，本身学识、口才、文化都不错，因此在后面几年历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要职，结识了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战线的人物。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潘汉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获得了「小开」的绰号（上海话大老板公子）。

412之后，潘的身份没有暴露，后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继续与左翼文人打交道，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而此时潘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和在中宣部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是李立三。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对博古说需要一个得力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了潘汉年。于是，1931年1月底，潘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直接受王明领导。这一年也是中共临时中央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刻，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4月27日，长期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遭逮捕后叛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被迫离开。

9月份，搜捕更趋严重，几乎难以立足，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几项项安排来保证自己的地位：第一项是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这里六个人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物，而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在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观点一致的战友。由于周恩来不在，他巧妙地排除了三朝元老周。同时这个临时班子不设总书记，只有常委和总负责人，给自己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

第二项是决定重新加强特科工作，由于长期工作的人员相继叛变或者牺牲，王明就提出要用全新的人才。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从入党到现在，潘汉年一直周旋在白色恐怖下，但自身毫发无损，甚至连威胁都没有，还为其他同志解决了大量的安全困难，这就使得博古对他有一种信任感，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王明对此表示接受，并和博古约定潘汉年为双方的联系员——「从1932年1月1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系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国民党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档，只能靠脑子记，用口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系员为潘汉年。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潘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损失不大、功劳不小。5月，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潘梓年与潘汉年是同乡，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防止意外（潘早几年与文人接触特别频繁），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中央红军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土改「查田」运动亦取得了胜利，边贸开展得很活跃，根据地正在发展，军队和地方都很需要干部。彭德怀向博古提出要给他配个政治干部，杨尚昆愿意去与彭共事。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博古表示同意，让潘汉年接杨尚昆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苏区宣传部长，在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手下工作。

长征开始后，本来潘是要留地方工作的，是博古临时把潘调回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同部队一起转移，为的就是使潘能留在身边。

【作者注：长征免不了有人上路，有人留下，大家都知道走的机会大，留下危险，但不可能人人都走。所以谁走谁留成了一个敏感话题，有很多人被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只有部分幸运儿躲过了追杀，其他很大一部分都不幸被捕遇难。其中最著名的留下人物是瞿秋白，作为党内政敌，瞿秋白就被博古留下了，理由是「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认为不适合长征。可实际上，比瞿秋白年纪大得多，将近60岁的徐特立都成功转移了，由此可见权术。毛当初为瞿秋白求过情，但他自己也自身难保，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瞿最后在1935年牺牲。】

1935年2月，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决定交权，让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来领导，博古要求潘汉年向莫斯科汇报这里的变动情况，因为只有潘才是王明接受的联系员，也只有潘出面说话才能让王明相信这是博古的真实想法并进而获得共产国际同意。

周恩来考虑一个人过于危险，让陈云同志也去，两人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都要找王明并通过王明向共产国际汇报，但汇报以潘为主，陈补充。」

9月中旬，潘抵达了莫斯科找到了王明。此时王明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运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他的名字和史达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是他一生权势的顶峰、王明听说博古交权表示很遗憾，但对张闻天上台认为可以接受，在他工作之下，10月2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这才使得遵义会议有法统依据。

任命宣布以后，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林彪堂兄）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档和对张闻天的任命。由于当时不知道中共中央到了哪里，因此决定张浩走陆路，潘走水路，由于红军此时已抵达陕北，所以从蒙古穿陆路的张浩特别顺利，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找到了中央，这时候一问潘还没到，考虑到潘走水路确实折腾，中央也表示立即，决心等。

其实这时候潘还没有离开莫斯科，王明更愿意相信潘，所以在让张浩走后又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在共产国际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不但要学会，而且要把密码本记在脑子里，不允许有任何纸片辅助。潘在这方面是天才，经过三个月训练完全背熟。正准备就绪要回国时，王明又找他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王明本人不方便出面谈，便请潘汉年和陈云出面。

【作者注：所谓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不光是毛提过，王明也提过，蒋也提过，当然大家口头都说合作，怎么个合作法是有差异的，西安事变只是促成了合作，而不是激发了合作这个思路。】

潘和陈云商量这件事，陈说你是个「谈判高手」，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全权负责得了。

【作者注：陈云成功甩锅，当时国共还是敌对，在没有中央认可的情况下去商谈合作，本身很敏感，陈云脑子想得多，潘没有顾虑这层，于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7月在南京和陈果夫继续深谈】

2月下旬，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月的事，不料他运气非常差，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游者身份出发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时间很近，先回陕北再来南京肯定来不及，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并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联系上，有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才平安到达南京。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陕北毛、周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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