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的番外：潘汉年命运解读（2/2）
2月下旬，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月的事，不料他运气非常差，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游者身份出发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时间很近，先回陕北再来南京肯定来不及，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并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联系上，有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才平安到达南京。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陕北毛、周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作者注：这是段非常惊险的事，潘掌握着绝密密码，不先去陕北汇报反而大大咧咧去南京与国民党会谈，万一对方使诈，轻则他自己完蛋密码中断，重则国民党直接截获有关密码，幸亏二陈兄弟还有点义气，没对潘动手，但已为怀疑埋下伏笔。】
有了特别通行证后，潘于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今天后找到了中共中央，由于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对他很不满意。而潘迟钝的政治嗅觉又看不出来中共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还言必称王明，在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国民党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更令毛泽东十分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对潘的回来，毛与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甚至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呼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
然后中央讨论了潘的工作和他汇报的与国党方面的谈判问题，关于合作抗日，都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对潘的评价很差，毛对周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没等周发表意见，他又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作者注：这句话就几乎确定了潘在政治上不可靠，不能重用的前奏。】
博古知道潘的处境很糟糕，一方面努力为潘辩解几句，一方面又对潘说：「……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注：这谈话虽然给潘提了醒，但也使潘失掉了政治上最信赖他的领导，当然博古自身难保，这么做无可厚非】
总算潘在上海经营特科时保护了一大批人，再加上特科时周对他还有一点香火情，因此潘后来派出去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的事，取得了成绩，后来被派驻上海搞情报工作，身份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当年与文化界的香火情，将一大批文化战线的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前后送到了香港，到1938年9月回到延安出任中社部副部长，排名在李克农之后。
在延安的安稳日子没几天，潘又被派出去搞情报，最初的重点是香港，后来到了淮南，主要就是在华中局领导下负责对日、对汪事务，实际上，汪精卫政权负责特务工作的人员是李士群，他自己也是特科出身，他怎么可能不懂潘汉年的手法与节奏呢？说起来两人都是知根知底的关系，所谓搞情报，除了瞒着日本人之外，无非是互相交换——潘提供重庆的情报，李提供日方的情报。
在此期间，李还让他去见了一面汪精卫，很多历史书是「胁迫」，其实这完全误解了潘和李之间的关系——潘不愿意见，李还能拿着绳子捆着他去见么？见汪固然是对方主动提出，但潘自己也有想法：他也想搞个大情报或者大新闻好对上面交代。因此从当初来看，新四军和汪的部队之间很多时候是有默契的，双方甚至还有军火、鸦片、大宗物资等贸易往来，1943年在瓜岛战役之后，汪应该也能看出日本差不多了，无非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与延安联系一下备条后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方想见，一方也敢见，那就有了这次会面。
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甚至到1945年七大时，毛单独见了潘一面，还调侃似地说起他的「小开」绰号，在那个比较融洽的时候都没有说，那他就永远失去了说的时候。
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整个会场都是在批判高饶联盟和其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才向上海市委书记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陈毅大吃一惊，第二天急忙汇报，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午饭后，毛泽东又提笔写了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这里仅仅是查潘的问题么？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因为潘有多次可以汇报的机会不汇报，临到最后实在挨不过去了才汇报当然有问题，可这个问题就能被打成内奸么？当然也不够格，真正的原因是潘在进入新四军、华中局系统后一直在饶手下工作，当时正在肃清高饶同盟流毒，任何对于这件事有利的武器都要拿出来使用，所以潘不幸撞枪口上。更傻的是，他不向周恩来汇报偏偏向陈毅汇报——他以为自己和陈毅在新四军时关系还不错，陈会帮他一把，可他这个政治观念淡薄的人怎么能想到陈对当年排挤、批斗他的饶是何等憎恨，这种机会岂能错过？
当初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原本是撤销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后经过讨论，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到这时候，饶还有人身自由，虽然日子难过了点，但潘的材料一交，就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还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很多年以后，潘的案子平反了，杨帆（上海公安局局长）的案子平反了，号称「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饶却没人给他专门作出复查结论。
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有人说这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算是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反。
但潘的内奸罪名起源于抗战，加重于私见汪精卫，都和新四军与饶漱石有密切关系，这时候反而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