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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节 飞机与特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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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盘算,不由得惊呼起来:「至少100多亿日元!」

「这就是了嘛,现在造一条大和舰才不过3-4亿日元,保守点算5亿,20条大和级扔进去了,还死了这么多人。」山本五十六摇头道,「如果这100亿全部给海军造军舰,联合舰队马上翻一倍——我们还用担心南洋地区没有舰队协防么?马鹿们只有军功帐,没有经济帐,可恨!可恨!」

4月28日,小林光秀见证了延安与华北方面军最大的一笔贸易,价值150万银元,冈村宁次提供了豆战车、89战车、75山炮,另外还有12架91式战斗机和98式轻型轰炸机,延安方面验收的人员表示满意——这两款飞机他们都是在实战中见识过的,说明日本人还是有一点点诚意的。

当然延安的诚意也不小:150万大洋的物资包括银元、库存的金银首饰和大小黄鱼、从以前抄家中收获的部分古董、字画、珠宝、玉器乃至人参,另外还包括一部分粮食和棉纱,这都在小林光秀预料之中,但最后一样物资却引起了他的强烈求知欲望——边区特货

「这是鸦片?」小林光秀问道,「这是政府缴获的?」

陪同的干部摇摇头,压低声音道:「缴获的早就卖完了,这是边区农民种的……」

「种的……」小林光秀沉吟了半天,还是按捺住好奇心而没问下去——他初来乍到,马上打听这种机密事情不符合要求,于是他明智地闭上了嘴。

陪同的就是延安的保卫干部,他奉命向小林光秀透露这个机密:一来上级说了小林同志是自己的同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二来这笔交易还要小林光秀参与,将来就洗脱一点;三来保卫部门也有通过透露这个秘密试探小林光秀的反应和态度,目前看来,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适度的吃惊,以党性和责任感为基础的保密意识!

小林光秀经过好几年的了解和调查,才明白边区特货的生存与发展。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一是协款断绝。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重庆当局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即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虽然重庆方面是按照八路军3个师的编制来进行发放的,但因为边区其他收入来源微薄,因此这笔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占边区财政收入高达73.54%,将近四分之三——不要理解为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收入,只是说陕甘宁边区。

第二是全面封锁:在断绝协款的同时,重庆还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外界的大众物资运输再也到不了延安,甚至于青年学生要到延安也要经过重重关卡,哪怕有人来也会渗入重庆当局的密探。

第三是日军扫荡:扫荡压缩了根据地,增加了军费开支,更加剧了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于是中共决定发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行动,最有名的就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垦荒。南泥湾在数十年前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但南泥湾的土地,种植的不仅是庄稼,还有大片大片的罂粟花。

实际上种植鸦片在民国时代并不稀奇,北洋时期陕甘两省罂粟种植面积分别占农田面积的90%和75%。这是陕北土地贫瘠,物产匮乏,民生艰难的环境特点决定的,鸦片烟苗价值高昂,农民出于利益衡量进行广泛种植并不难理解。到边区政府时期,对鸦片的管理其实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但形势比人强,危机的压力逼迫中共必须寻求出路。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到只有原价的八分之一——意即超发7倍,考虑到法币本身就处于长期贬值和超发的过程,实际上边币超发十倍以上。这不但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引发了政权危机,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现象。这是在经济上对党表示不信任。

这种通货膨胀也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同年延安的小米价格以法币论上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6.38%。而在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13.85%,相当于八分之一的收成要交公。除去还要交给地主的地租,这个压力是很沉重的。同年陕西志丹县就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还发生了拒缴公粮的事件——这是政治上更大的问题。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但这种种植只能缓解经济压力,无力全面改变,更不能应付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武装,为寻求出路解决,有人提议打开种植鸦片。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尤其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普遍流行的硬通货。经过激烈的讨论,现实压倒一切,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

方针很明确:对外销售,对内禁烟。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

这些话在大多数人的回忆录里都视而不见,因为这是需要隐晦的内容,但外国人就没这么多顾忌:1942年至1945年,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系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写下了《延安日记》,里面直截了当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甚至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译者注:关于党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我们始终强调不要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整体,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大局,是否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与发展,这三个有利于是判断边区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如果按现行观点,南泥湾垦荒还造成了环境改造与湿地破坏。讲这些话的人都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小林光秀素来有翻阅文件,查找底稿的习惯,又懂的中国文本,所以他后来看到了「忻州鸦片文件」:上面记载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光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种洋烟》这曲民谣就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鸦片贸易最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后来中共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这一点边区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鸦片在政策上绝对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延安日记》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冷冰冰的数字也显示出鸦片的重要性:1943年中共从鸦片统销获利的规模为岁入的40.82%,填补了因重庆军饷断绝的空缺。

鸦片贸易中涉及隐秘,所以必须军队参与,而且还必须是正规军参与——边区负责内卫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都做鸦片生意,除了生意以外,他们还要对私下种植并贩卖的农民予以追究,最大限度地确保统购统销落地——所有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因为关于等级和数量,还闹出收购站与农民的纠纷,甚至还逼死过人——受了气的农妇回去后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译者注:极少数事件,且背景原因极其复杂,不能单纯用收购纠纷来形容】

农户种鸦片收割获得在5两以下免税。5两以上按累进税计税,比较典型的税制如下:

1、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2、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3、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4、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5、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6、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五不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出售鸦片后获得的也不是硬通货,而是运行易货贸易,直接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

文件中有份《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很耐人寻味,指出: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数据(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这里所说的药材,就是历史上常说的边区特货——鸦片!

依靠着特货的供应,边区度过了1941-1944的经济难关,不但换回了大量物资和粮食,还带来了武装,单纯批评这些特货的毒害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不允许这些毒害下去,那边区就要饿死人了,与其部分人饿死,不如更多人分担一点毒害,至少吸食点鸦片还不至于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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