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潜伏前夜:石原与论持久战(1/2)
冈村元帅委派我潜伏虽是一起孤立事件,但放在战争总体环境下看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当时身为运行人的我看不出来,甚至冈村元帅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给我的权限非常大,大到我可以相机行事、灵活处理的地步,甚至表示不会强制命令我做什么,所有指令由我进行最后判断——我认为合理的可以做,不合理的或者理由不充分的就不要做。
这是很高自由度和很强主观性的工作,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是在边摸索边行动边工作中才领悟的,等我真正醒悟时世界大战都基本结束了,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比故事情节更离谱的现实。
谈到潜伏就不能不谈中日全面战争。
昭和8年(1933),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中日双方进入暂时平静期,至少在政府层面进入平静期。
关于下一步行动,已被满洲事变刺激起来的少壮派军人当然梦想着创建更多功勋,立下类似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功劳,所以一刻不停地寻找机会。关于对中国扩张,日本历来有两种想法:一种叫蚕食法,一种叫鲸吞法,都很好理解。前者主张步步为营,弄一点消化一点吸收一点,后者主张全面征服,先收下来再改造。
历史当然证明鲸吞法是失败了,但当时由于满洲事变的刺激,鲸吞法还有不少拥护者,当然反对者也很多,比如海军基本是鲸吞法的反对者。按照海军想法,在中国沿海弄一些租界或租借地,弄一些半岛、岛屿和港口城市维持特殊权益就可以了,对深入中国内地没什么兴趣。
这是他们战略想法高明么?当然不是,这是本位主义!如按陆军的想法鲸吞,那就必须大力扩张陆军,这会大规模占用军费,影响海军军费不说还会引发主导权争夺,海军最喜欢学英国——组建世界有名的舰队,但陆军默默无名最好。本来帝国有这种机会,但西门子事件【译者注:德国西门子公司贿赂海军,导致海军派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后就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无论君上、民间还是政客,都认为要保持陆海军平衡,防止一家独大。
在昭和8年,蚕食还是鲸吞谁优谁劣还看不出来,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当时以蚕食为主,主要是满洲刚刚拿下还来不及消化,国力贫瘠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这其中板垣征四郎特别活跃,他的目标对象就是华北,当时华北并不是南京蒋政权控制的地方,而是错综复杂,充满了多种势力。
他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派的残余势力把南京政权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创建第二个满洲国,这想法获得了军部首肯和支持,随即开始秘密实施。
但不得不说,当年排「石原之智、板垣之胆」及让石原排在他前面都很有道理,大家并不是乱评价,他和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一起策反北洋人物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但这些人物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一流人物说不通,找在北洋政府里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等二流人物也应者寥寥,后来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在北洋系统中已算是三流人物。好不容易谈妥,张在六国饭店被刺,板垣花了700万日元活动费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前文已述,满洲事变后捞到了大笔钱财,但这些钱并没转为国内经济建设,而是这样用掉了,这700万活动经费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关东军武藤信义司令对板垣征四郎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后续华北工作主要由土肥原贤二负责,他对中国熟悉,考虑问题更周到,在他精心部署下,两年后发动冀东事变【译者注: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叛乱,并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形成了华北特殊化局面。
随后土肥原又利用驻扎察哈尔、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矩、河北的商震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并允以军事和经济支持,在帝国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我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脱离南京政府管辖。
以前还有中国学者吹嘘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好了「应对侵略的准备」,实际上他们不懂,或是故意装不懂,这其实是非蒋系地方实力派利用政治平台与南京分庭抗礼的举动。当然,日本也上当了,宋哲元等人毕竟是从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和深宅大院出身的张学良不一样,他们只希望利用帝国政府为自己争取活动空间,并不准备仿效充当满洲国,更不会不抵抗,这一方面是民族感情,一方面也与地域相关——华北一直与中国内陆联系密切,不像满洲与中国内地长时间分离,所以帝国最根本的目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偏离。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226兵变,皇道派和统制派基于现有形势而进行争夺,事变平息后进行了大量的人事刷新和职务调整,除石原莞尔这样因为在事变中坚定不移地镇压而被提升外,很多皇道派甚至中间派都被整肃了下去,淤积了军队更多不满,需要对外发泄,作战是最好的转移视线的地方。
第三个影响是张学良、杨虎城在昭和11年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并让中国共产军和南京政府一起展开合作,这对帝国敲响了警钟,使部分高层认为对华之战不可避免。
事实上中日在塘沽停战到卢沟桥事变间长达4年并不是没有和平机会,帝国海军在这个时期内甚至还为中国海军建造了2艘军舰【译者注:平海、宁海二舰】,非要说我们在满洲事变告一段落后就准备对华全面战争,那不是客观和科学的。
这段时间我已调任在关东军,所以更多内幕没法挖掘,只能根据石原元帅和我的交流来说一些情况,他到参谋本部后一直关注我在满洲国的工作,对我那套反游击战也很感兴趣,226兵变后他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只有一步之遥。他曾和别人说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反游击战,但参谋本部其他军人大都是一笑了之——那时候大兵团、机械化作战才是主流科目,反游击战似乎是三流甚至四流部队玩的东西,看不上眼很正常,石原也不可能天天来盯着或者推广我的东西,他的志向主要还是在战略层面,他坚决反对所谓对华战争扩大化,人称「不扩大派」,以至于还遭到了其他少壮派的嘲笑——我们今天就是仿效石原前辈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啊。
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编者注: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编者注:陆大34期,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是不扩大事态派,以陆相杉山元(编者注:陆大22期,天诛国贼中自杀),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编者注:陆大35期,后任近卫师团长,天诛国贼中退役),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编者注:陆大32期,几年后转变立场变成石原派)为首的是主战派,一番争辩之后,不扩大派被赶走,全面战争派上台,石原莞尔本人也被发配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时间是昭和12年(1937)9月底。
他在进入参谋本部后便开始着手制订长期战争指导计划,基本构想一句话——「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以日(东洋文明中心)美(西洋文明中心)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在他看来「日美决战」未到来以前,日本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积蓄力量,所以不可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而应该全力建设满洲及加快军备建设,北进苏联迫使其放弃远东,当然不扩大对华战争不等于不从中国手里拿好处,他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将中国庞大的资源逐步转化为日本战争机器一部分,如果可能,把中国也一体纳入日本阵营。该观点遭到东条英机等人的反对,认为石原莞尔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力量,「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这句话发展到最后,就是所谓的「三个月征服支那」论。
当然,我们包括提出这句口号的人都很清楚,「三个月」是个夸张词,形容时间短而不是真代表三个月的日期——从满洲事变到满洲国最终平定都超过了4个多月,怎么可能真用三个月征服十倍于满洲的中国本土?
对此,石原莞尔针锋相对地驳斥不要主观行事,「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他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了不扩大事端的命令,却遭到无视,正如6年前他无视参谋本部下达给他的命令一样,2个月后他被赶出参谋本部,扩大派牢牢掌握了军政大权,所以他这时候很苦闷,很想找人诉说自己的观点,而我就成了最好的倾听者。
在他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担任参谋长的是东条英机,两人不仅在主要思想上有矛盾,在个人交往上也有不小的矛盾。
因为我是实干派战术参谋,东条本来对我观感还可以,但石原来后,因为他和东条关系很糟糕,再加原来他在关东军的旧识很多都调走了,一下子显得和我比较亲近,反而连带引起东条对我的反感,当时东条不但派宪兵盯梢石原的行动,甚至还派宪兵来盯梢我,所以我对东条心胸狭窄有充分认识,他在天诛国贼中的下场我也觉得毫不为奇,不过我因为立下功劳,在关东军里有一点名气,所以他不能明着对我怎么样,只是把我从第1课排挤到了第4课,说是让我当课长,其实是边缘化手段。好在我天性豁达,对此不以为意,正好第4课是我更熟悉的政略、战史、国情等所谓其他科目,就一头钻了进去。
那时候石原就有空和我聊战略,我不懂战略又好学,所以他很喜欢和我侃,一侃就是半天——难怪东条有不同的想法。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