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从满洲到华北(下)(1/2)
有了正确的情报,再加上充分的战前部署,打这一仗就比较容易了。考虑到对手兵力不少,林林总总加起来3000多人,那天被我们发现的搜集粮食的是他们四处派出去的其中一股,他们有很多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满洲由于气候和地形的缘故,冬季十分难熬,游击队不仅缺衣少粮,还很少有安全的隐蔽场所,所以通常冬季之际他们都进行分散,化整为零,我带着部队扑过去之前正是他们最后一次集中,再过几天就要分散了,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
作战时我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当然不是简单地只围上三面故意露出一面,那样太明显,我手中有一个完整的大队,我把其中三个中队安排在其余三面,给他们各自加强了一个机枪小队和满洲军一个营,然后又让李将军带着他的人马守在西面,给他的命令是「许败不许胜」,不过不能一交手就败,得打一阵子才能装出力战不支的样子撤退,而我带着大队部、最后一个中队和炮兵小队压在李将军本部的后面。
一般说来,向东是松原城,越往东越靠近繁华地带,游击队不会往这里撤退,能撤退的就是北、西、南三面,尤其是西面是最好的撤退场所。
实际交手后的场面也印证了我的判断,在遭到我军突袭后,敌人如同炸窝的马蜂一样开始乱窜,试图向各个方面突围,但都被我军拦截了下来——我给部队的指令是不要急于上前,要步步推进,稳扎稳打逐步收紧包围圈。慌乱过后,敌人开始自动集结起来并尝试向各个方面试探寻找薄弱之处,最终找到了李将军头上。一般而言满洲军的战斗力不如我们,所以游击队寻找的目标和对象很明确,他们一边留下部分队伍阻击从其他方面围上来的兵力,一边拼死冲击满洲军的防线。
在抵抗一阵以后,满洲军确实出现了动摇,李将军就根据我刚才的要求传令撤退,看上去非常逼真,阵型也很慌乱,故而敌军以为有机可乘,便全数拥过来,此时人数大约有1000人。我在后方用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等敌军困兽犹斗的锐气消耗得差不多时,便命令92式步兵炮率先开火:他们逃跑的路线我事先已嘱咐进行了标尺瞄准,因此3发以后就准确地将炮弹投入突围部队。
遭到我军迎头痛击之后,敌军不知道该怎么办,一部分人想要继续往前冲,一部分人则试图从两翼迂回,但他们在刚才的冲锋中已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弹药,面对我大队部(编者注:含运输中队)、步兵中队和炮兵小队的拦截,已基本无力整体突围,只能四散而逃,各自为战。
是役我带兵一共消灭游击队1700余人,其中当场被我军击毙700余人,重伤后不治的近300人,另外受伤被俘和战场主动放下武器的将近600人,大约有100多人趁着包围圈间隙予以逃窜。根据俘虏交代,得知这是所谓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一军独立师大部,然后还有义勇军、东北抗日救国军、吉林救国军等林林总总的番号,我当时粗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4个军一级番号,3个师级番号,团(支队)番号20多个。
那时候我就狐疑极了,因为我对中国军编制是有研究的,知道在军阀体系下一个军至少得有一万人(这已经是极为偏少的情况),现在有这么多番号,但人数只有这么一点,就算是他们连年经过打击损失很大,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番号而只有这么点人手,难道我把大鱼放跑了?再经过深入了解,我终于弄明白这些眼花缭乱的番号是怎么来的。这都当初剩余的张学良部残部、警察、先编入满洲军又反叛、自发成立的游击队、共产党组建的部队、土匪武装共同形成的大杂烩。
在这种体系下,有个几百号人就敢自封为军长、师长,没有人封营长、连长——见人矮一头嘛。即便凑在一起也找不出威望最高的人物来领导,只能大家商量着办事,这对于统帅一支队伍是极其不利的,但却是当初游击队的真实写照。
另外我还通过审讯俘虏知道一个情况:除乱七八糟张学良的旧部外,所谓的共产党自己也是派系杂乱、互相对立的。满洲事变以后,南方共产党曾派遣杨靖宇等人赴满洲组织游击队,另外在此之前还有所谓的中共满洲省委等地下组织,等到南方共产党在江西失败,被迫长征抵达陕西时,他们已失去了和满洲的联系,改由苏联布尔什维克联系。而苏共也不直接出面,是通过所谓共产国际的招牌。
我前面说过,我之所以没有从半个布尔什维克转化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于看不惯苏共的做法,只强调保护苏联的利益,服从苏联的大局,甚至不顾当地实际强迫他们满足苏联的利益,这本质上另外一种帝国主义。当然帝国主义时代嘛,一切都是如此。他们指导满洲的游击队并不是帮助中国收复领土这个角度出发的,而是为骚扰关东军、防止我军北进、刺探帝国军事情报和兵力等,所以满洲抗日武装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有些是纯粹主动找死的行为,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么蠢,但后来我就明白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这些行为是蠢,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这些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所谓满洲的游击队打到最后,在帝国和满洲军连续不断的清剿下,从席卷几十万人到只剩下7-800人,被迫退往苏联境内。等到苏联在欧洲战场失败,急需通过帝国换取报名的粮食和其他交易时,这些抗日游击队便成了交易筹码。经帝国提议,苏联默许,关东军在昭和19-20年间(1944-1945)越境清剿,彻底消灭了满洲游击队。
【译者注:一家之言,请注意批判鉴别】
此役根据俘虏交代,打死了好几个重要人物,是他们所谓的军、师长或政治部主任,但年代已久,名字我记不清了,在逃亡人群当中有几个更著名的人物,如周保中等,当时并未抓住,而是让其侥幸逃脱。在抓捕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由于残敌化整为零,我就让早已准备好的滑雪分队运行快速追击任务,虽然我们并不熟悉当地地形,但速度快,给养充分,人数多,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
为了提高滑雪分队的战斗力,我抛弃了传统的步兵炮和机关枪,也抛弃了过长不易携带的标准步枪,换上了可以连发的冲锋鎗和毛瑟手枪【译者注:驳壳枪】,帝国陆军由于强调射击准确性以及后勤承担困难,不太注重发展冲锋鎗,一直要到昭和18年以后面对自动火力成为世界主流才如梦初醒,但这并不代表关东军没有冲锋鎗。拿下满洲之后,我们从张学良部手中缴获了大量被称之为花机关的冲锋鎗和毛瑟手枪,我就利用这批武器武装了滑雪分队,当然为了保证压制效果,还带上了帝国陆军的传统武器掷弹筒。
根据作战规划,100-300米距离上用掷弹筒压制,100米左右用冲锋鎗突击,50米内用毛瑟手枪进攻,我之所以能熟练地双手使用这种手枪,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由于毛瑟手枪连发时枪口后坐力很大,我们又从中国军队这里学到了横扫开火这种方式。至于帝国的南部式手枪——额,这种垃圾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几乎没一个人喜欢。太平洋战争尤其是欧洲联系打通后,帝国从欧洲淘到了大批白朗宁、鲁格、柯尔特等手枪,不但性能优越,价格也便宜很多,凡新派到中国战区的军官,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配发的南部手枪换掉,换白朗宁、换鲁格甚至换苏联手枪或很笨重的毛瑟手枪,反正没人要用南部货。
到最后上海黑市上出现了大量低价销售的南部手枪,最便宜时只要30大洋一把,多半被富人买去防身,因为这件事,南部手枪后来被勒令关闭生产。
这样的滑雪分队火力是十分凶猛的,在冬季小股追歼作战中打死了不少游击队
在这次伏击战最后的扫尾工作中,我们派出部队追寻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生存不下去,被迫逃进农庄里,这里出现很多种情况,一种是被农庄拒绝的;一种是假意接受然后被人告密的,这些都好处理,最难处理的是被人掩护且一时间很难区别的。
这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知道有些部队在搜捕时面对这种情况是犯下很大错误的:他们或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老百姓在一起拷打,或者随意挑选将部分老百姓进行处置,总而言之比较残酷,还有个别趁机杀良冒功,我都见到过,不一而足,我只说说我亲身经历的搜捕。
我第一次搜捕就是在伏击战役之后,而且说来很巧,搜捕的对象逃到我上次吃饭过的农庄里。当李将军报告有人怀疑混入游击队时,我就相信了:他们既然能把稻谷故意洒落在地上接济游击队,自然也能干出掩护游击队的事来,我考虑了半天,最后下定决心,让部队把农庄团团围住,然后我一个个来甄别。
这是项很复杂、很累的工作,要从一大堆人中鉴别哪个是良民,哪个是游击队很困难,但我反对不加甄别地予以处置,我对下属说:「你们要弄明白一件事,我们剿匪是为了把土匪剿灭干净,不是为滋生更多的土匪。如果我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老百姓杀死或者部分杀死,那么其他剩余的人就会感觉到走投无路,只要有人一煽动就会变成土匪,但如果我能针对性地把人找出来并加以惩处,他们就会知道皇军的厉害而不敢肆意妄为,其他人也就不敢」
村民全部被聚集在了一起,我先问:「有没有躲在里面没出来的?没出来的就证明是心怀不轨!给你们十分钟时间把人全部叫出来,否则就不客气了……」
这威胁是很厉害的,当时就有老百姓哆嗦了起来,后来陆陆续续又出来一些人,我看了看,基本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妇女,我心里基本有数了。老实说,帝国陆军军纪有好有坏,好的是那些当兵不久的部队,坏的是30多岁重新征召的退役兵,他们已在社会上厮混过一段日子,当然也和军官素质有关系。所以我对南京事件【译者注:南京大屠杀】是感到很抱歉的,同时也不否认我军在中国其余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屠杀或虐杀(当然规模很小),这都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我自己就看到过报告,不想为这种事情抵赖。
【译者注:虽然承认了部分事实,但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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