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从满洲到华北（上）（1/2）

关东军是帝国陆军最出名的军镇，号称「皇军之花」，但满洲事变前其实兵力不多，整个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加6个铁道守备大队，这也是石原等人发动满洲事变时感到最大的挑战，后来才陆续增加，太平洋战争时期，为预防苏联兼总预备队，兵力最高峰突破百万，大多数时都拥有最精锐的部队（番号不大于20的甲种师团）和最好的武器（编者注：机甲师团最初基本都在关东军）。

司令部大部分时间在关东州，满洲事变后迁到奉天，满洲国成立后迁往新京，我7月份去报到时就在新京。

接待我的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他这时也因功劳晋升少将，虽然和他不熟悉，但因为有石原学长推荐，他很关照我，和我谈话时决定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第1课，还考虑过段时间让我当课长。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举了两个理由：第一，我在参谋本部没进过第1、2部等内核部室，那里才是统筹作战、参赞军务的要害，我是战史部的，说起来差一头，虽然关东军肯定没参谋本部人才济济，但我觉得没这么大本事马上当第1课课长；第二，我初来乍到，且从未有过关东军服役经历，一下子到这么显眼的地方容易遭人嫉恨，再加上我对满洲当地情况还不熟悉，千头万绪一时无从谈起，万一闹出笑话自己丢脸不说，还把石原、板垣的脸也丢光了，这是很麻烦的事。

板垣征四郎对此很高兴，觉得我是比较谦虚、慎重的人，夸我道：「现在这种踏实守本分的年轻人不多了，难怪石原高看你一眼，不过第2课你先待着吧，总要熟悉参谋工作的，不能一辈子搞战史吧？」

那时我已经36岁，才刚刚混上少佐，横向对比来看不算拔尖，因而颇有自知之明，心态也好，和课里同仁关系处得还不错——他们觉得我不像东京来的那些中枢参谋那样趾高气昂、目空一切，算比较容易相处。

在《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满洲国疆域算大体稳固了下来，与中国正规军的交手算是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主要工作便是剿匪。

【译者注，1933年2-3月，日军占领热河，旋爆发长城抗战，国民党军不敌，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日军则退回长城以北，双方以长城为实际控制线对峙】

从7月到10月，我通过不断查阅文件、实地勘察、与当地民众交流、与清剿官兵等交流的方式，逐渐对满洲剿匪工作有了全局了解。

所谓剿匪只是口头约定俗成的说法，实际在满洲活跃的武装分子并不全然是匪，其构成十分复杂，大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类：东北军旧部（特别是马占山、冯占海、李杜等与帝国作战过的的余部）、旧警察、原有土匪武装（张作霖时期并未彻底剿灭干净）、满洲事变后被布尔什维克煽动起来的左翼民众（年轻学生比较多），另外还有中共地下武装、满洲国军队中叛变人员等等……前前后后大体有几十万之多。昭和9-12年是一个发展高峰，卢沟桥事变后2年，是另一个高峰。等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最激烈时，满洲治安战基本已结束。

说他们是匪也并无不可，因为他们采用的作战方式是四处流窜、偷袭为主，几乎没有正面作战、阵地作战过，除野外作战，在城市里也有各种各样表现：比如偷袭满洲国政府机关、警察署、派出所；偷袭开拓团和其他重点企业；暗杀军政要人；张贴反对日本和满洲国的海报、宣传标语；在工厂、矿上、港口搞串联，进行经济破坏等等。

这在当时牵制了我们很大的精力，且接二连三地死人，观感非常恶劣，社会治安十分动荡，迫使国内下定决心一定要进行治安肃清。通常分两个渠道下手：对付大股武装分子，由关东军、满洲军为主力进行野外作战，统称大讨伐；对付小股、零星武装分子和隐匿在城市人群中的破坏分子，由陆军宪兵队、各特务机关、满洲警察署、满铁会社调查部、特高课予以重点对付。

中国有很多人对日本情报机构不理解，以为特高课就是帝国最大甚至唯一的情报组织，甚至把所有情报机构都划到特高课下，这完全是以讹传讹，同样道理，帝国民众因很少接触情报机构，大多数时候也弄不清楚。实际上特高课挂在警察署之下，全名特种高级警察课，在中国的特高课基本都是外务省领事馆系统派出的，恶性治安事件和防控间谍首先由特高课出面处理，所以民众才会有印象以为特高课是最大甚至唯一的情报机构，实际上其他特务机构更为庞大和复杂。

整体而言，日本根本没有统一的情报机构，陆军、海军、外务省、满铁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甚至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都设立了情报机构。

【译者注：1942年11月，日本正式成立大东亚省，下设官房、参谋、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等7个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即日本在战争时期占领的领土全部由该省进行管辖，不再视为普通外交关系而当做内政处理，日后昭和维新进行军功分田主要也通过大东亚省进行，日本人通常所说的中心-外围/本土-拓土话语结构中，大东亚省基本分管后者】

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译者注：1940年】，为协调各情报机关的工作还特意增设了内阁情报局，但并没有发挥作用。各情报机构依然都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但彼此相互攻讦、试探、争功，隐然还有互相扯皮、互相针锋相对，经常会出现容易、有利的事大家抢着做，困难复杂的事大家推着做这种局面。

二战各大国当中，日本情报能力比较差劲，甚至还有被敌人渗透到中枢高层、挖走大量情报的例子，简直丢尽了脸。（编者注：指尾崎秀实案、佐尔格案等）。当然比中国还是强不少，因为帝国在中国的情报部署从日清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中国人感慨日本使用的中国内陆军用地图比他们使用的还详细、全面这种事就是靠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这里要讲一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间谍中西功。他是日共中央委员，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昭和5年（1930）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获释，次年在满铁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回国，在日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再次获释，昭和9年（1934）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工作，就职满铁大连本社数据课。

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尾崎秀实的政治取向是什么了，不过他是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层级很高，我只是听说过名字，不认识这个人。但中西功我却认识，因为他撰写了大量有关满洲、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和社会调查，还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满铁事务所工作，昭和13年（1938）去中国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各方面交友都很广泛、很活跃，三年后因为尾崎秀实被捕后才暴露。

他对满洲、华北情况非常了解，撰写了很多数据，我由于从战史研究转行过来，和一般习惯于看地图作战的军事参谋不同，非常重视吸收这种拥有大量实证和调查的研究报告，不但将他撰写的所有报告都仔细进行研读，还跑过去与他交流过好几次，后来他先去中国派遣军，我随即又调过去，依然一起聊过好几次天。

事后回想起来，中西功在和我聊天、交往过程中是试探过我政治和价值取向的，因为我给他的印象不像普通陆军军官，且对布尔什维克某些主张不那么深恶痛绝——我前文说过，我是半个布尔什维克，认为公平分配有其合理性！

双方私下交流时探讨过这个话题，那时候我比较迟钝，从没往他是日共成员这方面考虑，单纯认为和我一样是对布尔什维克主张感兴趣但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人士，很想和其他人交流一下理论看法。说句真心话，他比我激进得多——这还是他隐匿了自己的想法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不过我这个人不会去告密什么的，单纯只当做朋友间进行理论探讨，在他暴露后才恍然大悟。

他也很够意思，没胡乱招供把我扯进去，更没有说和我深入交流过布尔什维克想法，只是说有工作上的联系。和他有工作上联系的军官可多了，如果把和他联系过的军官全打成是间谍或反战分子，那大概关东军参谋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都要瘫痪了，所以宪兵队只是找我问了一下情况，其他什么动作也没做。

这段交往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再加后来委派我潜伏时冈村元帅给我看了大量日共、反战组织的情报和数据，使我对相关内幕了解得非常清楚，「投奔」八路军后就说我是反战组织成员，还认识日共成员中西功，甚至能讲出与他有关的大量情况。恰好延安也有人认识中西功，双方情况一对照就印证得上，这对打消对方顾虑、确认我的身份起了极大帮助。为给我的身份保密，中西功后来死在监狱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编者注：实际上无论有没有这段事，中西功在当时的大气候下都难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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