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一章汤若望（4）（1/1）

「陈医生王文龙、李同和、李仁军那边的数据有没有写汤若望在华的传教情况？」

「有。在明朝时期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据悉，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不会吧，诰命夫人里有80人信教，内宫竟然也有信教徒？」

「没错，上述这些传教方面的成绩，与汤若望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的。教会方面对汤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评价。如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曾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

「对地方上的传教事业，汤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陕西省等地。汤若望曾于1638年4月来到河间府献县讲道，不少教友闻风而至，这一行中，汤若望共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汤若望抵华早期的传教地点。他1627年到达西安府时，那里的传教气氛并不理想，传教没有适宜的场所，教士没有下榻之处，老百姓对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产生过误解和微词。汤若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这种状况，先后建起了两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礼的就有50名之多。」

「然后我们在说一下清朝时期。汤若望把他的天文历法上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上帝的指引。顺治七年也就是1650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该教堂是高20米的巴罗克式大教堂，有如同高高的穹庐，上面绘满了天使与天国的图景。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圣坛前方皆以栏杆围绕。教堂墙上挂的镀金方牌上或绘或写基督之事迹，天主戒条，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那中西立法之争是怎么回事？」潘如忠问道。

「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发展。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先生统计165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15万人。」

「但是顺治皇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虽然关外的爱新觉罗氏家族直入北京，统一中国，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根深叶茂。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一些汉族士大夫反对顺治信任汤若望等传教士，对汤若望竟然在中国发展了十几万天主教徒极其不满，极力主张从葡萄牙人手里收回澳门。」

「。安徽歙县的官生杨光先就是他们的代表，他首先向西方传教士发难。杨光先对天主教早有所闻，于顺治十五年在京城看到被钉死于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画像之后，才确认天主教就是耶稣教，从此即有「弹劾」汤若望的念头。顺治十六年至十七年之间，杨光先撰写了《辟邪论》上、中，下三篇以及《摘谬十论》、《正国体呈》、《中星说》、《选择议》等多篇文章，又多次亲自来到礼部，通政使司等衙门状告汤若望。杨光先指出，天由二气结撰而成，并非天主所造。耶稣是彼国谋叛的罪魁，因事败露而被正法，绝非造天圣人。所谓天主耶稣于汉元寿二年降生之说，纯属荒唐怪诞。「若耶稣即是天主，则汉哀以前尽是无主之世界」。」

「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他进而又说，汤若望等「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倘若天下之人，「只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则无异于「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同时，又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书》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其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说汤若望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而「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因为当时顺治尚在，汤若望仍受朝廷器重，而礼部又不理睬杨光先的状告，所以汤若望等人对杨光先的反教举动未加重视。

「到了康熙初，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加紧宣传天主教，将天主教捧为全世界之惟一正教，只以天主教为独尊。汤若望与当时在京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等人认真研究之后，令奉教钦天监夏官正李祖白执笔，根据明崇祯皇帝所赐「钦褒天学」匾额的「天学」二字，于康熙二年（1663年）冬撰写了《天学传概》一书，三年正月，又求国子监助教许之渐为该书作序。该书刊行之后，散发给在华天主堂的传教士及有关人员。据汤若望、李祖白等人讲，此书是针对杨光先指责天主教为邪教的论点而作，以阐明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但是，在该书中却大谈特谈许多令当时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观点。」

「什么不可让人接受的观点？」

「譬如，该书中写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其后生齿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考之史册，推之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接着又说到，中国自有初人之始，即信奉天主之教，而六经四书之类，不过是天主教的「微言法语」。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天主教也在中国失传。等等。这种将中国的社会，宗教思想甚至人种完全纳入欧洲的体系，变成为欧洲的附庸和分支的理论，充分反映了欧洲中心，欧洲至上论的傲慢与偏见，导致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和不信任。杨光先见到《天学传概》一书后，把它当作击败汤若望的一把利剑，于1664（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先写信给该书的作序者许之渐，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学传概》是妖书，敦促许之渐举揭汤若望，反对天主教。」

听到这里，秦狩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所以说西方人最会编造历史。没有想到欧洲至上论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我们既然来到这里了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了。」